原文标题：理性的成长
环保志愿者们，在进行环保维权中免不了与政府企业矛盾，组织被当地政府取缔、维权者被抓起来关押。经过发展，他们发现，老是与政府作对反而对自己的行动受阻，于是，他们采用了更理性的办法，希望与在取得政府好感的基础上推进环保事业。
本村水源地被污染后，村里人“控制”了镇里的一位干部，并“逼他喝下了一瓶受污染的水”，让他给上级政府部门打电话来解决污染问题。污染源虽最终搬离，村里也喝上了自来水，但葛全孝等4位维权人士却被“关了21天”。
“政府是父母，我们是孩子。中国人多地大，父母可能照顾不过来。我们是孩子中比较独立的，帮着父母照顾一些照顾不过来的孩子，有什么不对呢？”
《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 郭建光
厦门市绿十字环保服务社发起的绿色出行活动
送走最后一位来访者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
李力轻轻推上办公室的门，把身体和声音都藏在门后。即便如此轻柔的动作，在寂静的楼道中，短暂而沉闷的撞击声也显得有些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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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公保扎西，是青海省治多县野牦牛环境生态促进会会长。当天下午5时许，他推开李力的办公室，一谈就是5个小时。他请李力想想办法，为他的NGO找一条出路。一席长谈后，结果虽并不令他十分满意，但这位藏族汉子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依靠”。
仅仅3天前，在北京
一家环保NGO组织的会议上，公保扎西才认识了这位北京环境友好公益协会的会长。今年49岁的李力，来自“北大荒”。她的大嗓门和爽朗的笑声很有感染力，时刻让人感受到一种真诚。
她不时招呼熟识和不熟识的人，风风火火在各色人群中间游走。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不熟悉的人打成一片，一些人就此成了她的朋友，而一些朋友就此得到了她或多或少的帮助。
“现在一些环保NGO，尤其是地方上自发兴起的草根NGO，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李力斜倚在咖啡馆沙发的扶手上说，“如果不尽快找出解决办法，生存就是个大问题，发挥作用就更谈不上了。”
他们并非神仙
10多年来，李力一直在关注并努力推进民间的环保事业。
1996年，刚从黑龙江到北京发展的李力，偶然在图书馆翻阅材料时，被一本介绍民间环保志愿者和组织的杂志吸引住了。此后，在中学教生物的她开始给学生讲杂志里的故事，同时到环保组织当志愿者，开展环境教育方面的培训工作。当她的学生在中央电视台参加环保知识竞赛得奖后，更激发了她对环保事业的热忱。2000年，时年42岁的李力辞职加入一家环保NGO，全职做环保。凭着自己过硬的实力，逐渐在环保圈内闯出了一些名气。去年，她组建了北京环境友好公益协会。
当中国的GDP在以令世界惊讶的速度增长时，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地表水总体水质中度污染。7大水系197条河流408个监测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28％和26％。其中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559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三级标准的城市159个（占28.5％）、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51个（占9．1％）。《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在政府积极治理污染的同时，民间也涌现出了不少环保志愿者和组织，他们以各种方式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2006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国青年报》联手对中国的环保NGO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表明：中国共有2768个环保NGO。其中，仅有23.3％的机构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有人估算，截至目前，国内环保NGO的数量已逾3000个。
数年的环保生涯中，李力结交了不少从事NGO的志愿者，其中不乏处在污染最前沿、整日争取生命安全或健康的人。由这些人自发成立的组织，李力称之为“草根NGO”。也是在与这个群体整日打交道的过程中，她才真正体会到了他们的艰难。
“钱的问题最棘手，短期内不容易解决。”李力说，这个可谓NGO通病的问题，在那些草根NGO身上显得尤为突出。
上述调查显示，2005年，22.5％的机构基本没有筹到经费，81.5％筹集到的经费在5万元以下。由于经费不足，超过60％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96％的全职人员薪酬在当地属中等收入以下水平，其中43.9％的全职人员基本没有薪酬；有72.5％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能力为其职员提供失业、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
起先，数字对于李力来说，“只是数字”。而当她真正深入到那些草根NGO中间的时候，那些冰冷的数字，具体诉求为一碗饭、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瓶药、一条生命……
张长建可谓李力的老朋友了。这位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溪坪村的医师，是当地一家化工企业的污染受害者。与不少污染维权的领导者一样，张长建因“见的世面多一点”，“文化程度高一点”，“沟通能力强一点”而被当地人推到前台，成为领军人物。
2002年，张长建在李力的帮助下，参加了北京一个环保NGO组织的一次会议。回到家乡，他和同村的维权者共同组建了福建省屏南绿色之家，开展组织化维权和保护环境的行动。
但困难接踵而至。因维权和环保占用了不少时间，张长建的收入锐减。同时，屏南绿色之家的日常活动经费，又使得他支出猛增。后他的诊所因种种原因被迫关闭，生活来源完全被切断了。今年8月，他的妻子离开了他。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挺多久，有时就想撂挑子不干了。”张长建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虽然偶尔能得到一些救济，但因没有一个稳定持续的筹资渠道，工作几乎无法正常开展，以至影响到他在当地的威信。
屏南绿色之家的困境并非个例。事实是，云南的“滇池卫士”张正祥、河南的“淮河卫士”霍岱珊、云南香格里拉的环保志愿者葛全孝、浙江萧山的环保志愿者韦东英等均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滇池边巡视的张正祥，据说如今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巡视时“走到哪家吃在哪家”。偶尔，他靠给别人“写状纸”赚一点劳务费，因此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笔的地方有了厚厚的老茧。
“我觉得，他们的能量、热情和钱基本上耗干了。”讲到这些草根NGO的困境，李力的身体挺直、眼睛睁大、嗓音提高了，“这些人中，不少人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全凭一腔热血、一分信念来支撑。可是热血和信念又能支撑多久呢？毕竟他们都不是神仙。”
相比之下，李力觉得城市中的一些环保NGO“日子过得很舒服”，找个项目、申请点经费、开个会议，“事情就做完了”。
“长此以往，草根NGO的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和公信力等，都会受到影响，NGO的路也就会越走越窄”。她说。
曾有一些学生问她，成立NGO后该怎样向基金会申请经费，怎样申请各种奖项。“我告诉他们，要是有这种念头，就此打住，不要做NGO。NGO首先讲的是奉献。”李力回答得斩钉截铁。
不能被愤怒左右
做志愿者时，李力“勤勤恳恳”；在NGO工作时，则“兢兢业业”；在自己组建NGO后，她发现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任何事物的出现，背后总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如果不仔细分析背后的原因，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只会使问题复杂化。”李力自己对一些草根NGO的做法并不看好，认为方式不够理性，以至于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因此在现有的困境之外，又无端增加了一些阻力。
在认识李力前，张长建采用的维权手段多种多样，比如举着牌子巡回宣传，甚至在当地召开两会期间，到会场门口发放宣传资料；经常在网上发布有关化工厂污染的消息；请媒体帮忙，发表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有损形象”的报道等等。在获得一些资源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5年前，当李力听完张长建等人的陈述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以后“会出事”。因此，她将张长建介绍到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建议他们走司法程序维权。
很快，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2003年7月，第一次开庭。2005年4月,一审判决张长建等胜诉，村民获赔24万元。同年11月,福建省高院终审判决，判令化工厂立即停止对村民的侵害，赔偿68万元。今年9月，张长建等如愿拿到了赔偿款。
正当这位医师准备和村里人庆祝一下时，当地民政部门给他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称张长建的屏南绿色之家是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张长建最终签了字。
“我们一直到民政局申请注册，但民政局都不给办理。这个结果是预料之中的。”张长建憨笑着，不时点击笔记本电脑。电脑播放的是他剪辑的一些电视台就溪坪村的污染所做的节目，标题是《尴尬的举报》，他的女儿充当解说员。
“政府在鼓励公众参与环保的同时，必然会逐步解决NGO的合法性问题。”李力说，“因而，NGO必须要学会如何与政府处理关系。”
对此，云南香格里拉金江镇吾竹村的葛全孝则总结为“占理占法还要讲策略”。他表示，硬碰硬的方式，很容易激化矛盾，“一旦一些问题处理不好，还可能演化为群体性事件”。这就势必会引起政府和环保NGO关系的恶化。
60岁的葛全孝是“老三届”，拥有大专学历，曾当过教师，也曾在“文革”期间走南闯北，后“觉得当老师没意思”，辞职回老家务农，开过一个米粉店。平日里注重学习的他，广泛阅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著作，在当地人中，“眼界比较开阔”。
即便有如此经历和学识，葛全孝在一次维权行动时，也差点酿成大错：在本村水源地被污染后，村里人“控制”了镇里的一位干部，并“逼他喝下了一瓶受污染的水”，让他给上级政府部门打电话来解决污染问题。
污染源虽最终搬离，村里也喝上了自来水，但葛全孝等4位维权人士却被“关了21天”。多年后，这位被尊称为“葛叔”的人，才逐渐修复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事后他总结，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控制，稳定情绪，不能被愤怒左右，激化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NGO的领头人还要多学习，试着开创渠道和政府多沟通，争取坐到谈判桌上。
“最终我们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解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用非理性的方式？再说，非理性的方式能解决问题吗？”葛全孝反问道。
在如何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上，“淮河卫士”霍岱珊也表示，目前草根环保NGO的可持续发展是个问题，但有些问题就出在自身，即手段的不理性。
“协商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霍岱珊说，在协商之前，不能仅仅凭着一腔义愤，而是要认真调研，搜集各种资料，拿出翔实的数据，并拿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只有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资料，协商才能成立，“不然怎么协商？”
1994年，曾是一家报社摄影记者的他，因感于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污染严重，辞掉公职投身于沙颍河的治理呼吁中。
起先，他采用的方式是拍摄大量河流被污染、癌症病人的图片，通过网络等媒介广泛传播，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关注。他也曾在网上发布求援信息。“那个时候，政府和企业都对我没有太多的好感。”霍岱珊笑着说。
后来，霍岱珊有意识地回避了这样的做法。他开始收集数据，比如癌症的发病率，死亡人数，沙颍河的水文情况等等，请专业人士分析这些数据之间的联系。最后，他还提出改善当地环境的可行性方案，比如开展农村清洁饮水和医疗卫生救助。
拿着这个调查报告，他辗转周旋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和企业之间，以期他们的支持。如今，农村清洁饮水工程已经完成。部分企业也认识到了治理环境的利弊，开始与他合作，为历史的欠债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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