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党国金融家
■文/老舒
宋子文与同事的确试图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但在蒋介石看来，他更需要的不是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而且一个予取予求的军需官。
抗战爆发不久，由于军费骤增，国民政府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为缓解压力，国民政府于8月份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这5亿元对于抗战初期的中国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却成为检验民间抗战信心的风向标，而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宋子文的身上。
无力回天
对于一个没有稳定财政收入来源，且又经常陷入内外纷争的前现代国度而言，最大的支出几乎永远是军费，而最应急的出处一向是公债。《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到：在1928年到1937年，中国年支出的40%—48%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加上公债和赔款的还本付息，占每年总支出的67%—85%。
在被军费重压搞得焦头烂额以前，拥有哥大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宋子文就认识到建立现代财政体系的重要性，从广州
政府时代起便已着手进行财政改革试验。后来，随着北伐的进展， “这个瘦高个、态度生硬、表情严肃而又聪慧的革命者——宋子文，把他的财政改革推行到每一个占领的城市。他成了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代》周刊描述说。
《时代》的说法显然言过其实。宋子文从来未能将改革推行到每一个占领的城市。终南京政府22年统治，能从各方面进行有效治理的从来只有长江中下游数省。同样，宋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华盛顿从来不会干涉汉密尔顿的财政大计，汉密尔顿和他的头号对手杰弗逊之间的纷争归根结底是州权为主的农业立国主义与联邦财税体系下的工商立国主义之间的路线之争，其间并无个人的私利在里面。
而蒋介石从来没有全心全意支持过宋的财政改革，取舍的主要标准是改革是否符合蒋的政治目标：比如铲除政治异己。与此同时，那些惯于把持一方财政的地方实力派，更是对宋的改革阳奉阴违，虚与委蛇。
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宋子文详细阐述了统一财政的主张，强调财政统一是立国之本：“盖庶政非财莫举，如财政不能统一，则其他庶政，更无统一可期。”此次会议共审查修正通过138个提案，如《统一财政案》、《整理财政大纲》、《统一全国盐税收入案》、《统一关务用人行政及税款收入案》等，涉及财政统一的方方面面，可谓详尽。
在接下来的建立预算制度、裁撤厘金、明确税种等方面，宋子文也都主持拟定了详尽的方案，如《划分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标准案》、《预算章程》、《办理预算收支分类标准》等。
然而形格势禁，这些符合现代财政治理精神的方案并未带来宋子文预期中的成效。《剑桥中华民国史》精辟地指出：“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距离。”
导致这种距离产生的主因是徒有其表的统一下的地方割据。这个自清末以来的中国政治癌症在南京政府治下依然没有得到根治的迹象。不甘就范的新军阀们随时准备为维护自己事实上的独立而大打出手，宋为确立各省预算而建议实行的裁军计划，就导致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
即使在那之后，暂时有所收敛的地方实力派们依然设法对抗财政改革。例如俗称买路钱的厘金被废除了，但各省政府往往很方便的用“特种消费税”或其他各种委婉的名目取代它。而作为政治妥协的象征，占财税大头的田赋被当作地方税种留给了各省，按《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承认，意味着为了换取各省软弱的支持，中央政府放弃了对创造国民总产值65%的农业部门的财政权力。”
而蒋介石本人也对财政改革的“半拉子”工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能够以确立预算之名迫使地方派系裁军削减军费的时候，蒋对宋的支持是高调的，而当宋的谨慎型财政无法满足他对军费的胃口，甚至令他感到被束缚手脚的时候，宋之被冷遇乃至被排挤就在所难免了。
1933年4月，蒋公然另起炉灶，把鄂豫皖三省“剿总”内部的农村金融救济处改组为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归自己指挥，以便绕开宋子文直接筹措军费——相对于一个雷厉风行的中国汉密尔顿，蒋更需要的是一个予取予求的军需官，一个他个人的银行家。
种种妥协和掣肘造成了如下结果：地域上来说，中央政府的税基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南京政权能够实际控制的省份；从工业部门来说，则集中在新兴的制造和贸易部门，它们的集聚地恰好也都在沿海和长江流域。
历史将很快证明这种财税基础的脆弱性：抗战初期这些地域的沦陷，令国民政府迅速陷入了灾难性的财政危机中，只能靠大发战争公债和滥发法币来左支右绌，直至1949年，也没有从根本上翻过身来。
改革在困境中进行
《大公报》在1936年12月份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生了。”《剑桥中华民国史》将民众这一新的乐观情绪主要归因于“两广事变”的平息——作为公然反对南京统治的最后两个省，两广的失败令国家的统一感空前增强——和由宋子文、孔祥熙联手打造的币制改革成功所带来的不期而至的经济复苏。
1935年的币制改革的核心是放弃因白银大量外流而难以维系的银本位，改为管理通货。改革的成功令法币的地位得以确立，南京政府突然发现只要能够维护法币对外汇价的稳定，自己可以增加钞票——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底，法币的发行额从42700万元增至1242879万元——以满足财政需求，而不致引起大的波动。
一种良性的通货膨胀作为副产品出现了。到1937年中期，农产品的价格恢复到了1931年的水平，其时又适逢农业近20年来最大的丰收，双喜临门的农村迎来了多年不遇的景气。《剑桥中华民国史》描述当时的状况说：“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考虑到凯默勒委员会曾在1928年认定中国的货币制度“无疑是最糟的通货，为人和重要国家所仅见”，1935法币的成功发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在这数年间的币制改革路线图上，从废两改元到整理纸币，再到统一纸币发行权，到最后确立法币，每一个节点上都闪现着宋的身影。
两元并行堪称最具中国特色的货币现象。清王朝解体，民国成立经年，但由于军阀各立山头，导致各地铸币成色重量参差不齐，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竟仍需要将现代意义上的铸币换算成封建农业时代的银两才能彼此对接，充满讽刺意味。宋子文主导的废两改元，实际上一举废除了银两和旧银元，使统一的银铸币大量进入流通领域，从而为纸币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出任财政部长之初，国内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数不胜数，统一纸币发行权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为解决此问题，宋子文没有一刀切地取消相关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而是采取了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问题解决的路径。
增量方面，公布实行《中央银行条例》，确立中央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对于新开设的银行，则规定一律不得发行纸币；存量方面，对于已有发行权的银行设立种种限制，达不到条件者则收回发行权。宋自述其思路为：“俟稍假时日，中央银行普及全国以后，中央纸币即可到处通行，而各银行之纸币自当渐次减少，然后再限令各发行银行分期自行收回，撤消其发行权。”与废两改元一样，此次改革宋子文也想来个“一箭双雕”：统一发行权与整理纸币一次完成。
在宋子文的主导下，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地位已基本确立，不过，面对实力强大的民间商业银行，南京政府尚未取得完全优势。据史料记载：在总经理张嘉■主持下的中国银行，当时无论在存放款额上还是在纸币发行额上，始终高于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
如何收服乃至控制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首的民间银行，被南京政府视为实施金融统制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达成了高度共识。1935年3月底，在蒋介石授意下，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出面训令中国银行进行股改，增加政府股份至50%，并由宋子文担任董事长。不久，交通银行也“顺利”官化，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由蒋介石打造的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转化而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一起成为四大政府银行。
中国银行业的官僚资本化就此拉开大幕，《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1935年南京政府拥有10家现代银行（包括四大政府银行）资本额的4/5，其他主要的私人银行，也都在四大政府银行控制或影响之下。
银行业财源的集中，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接下来的法币改革的成功，以及抗战期间战争公债的顺利认购和四联总处（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平稳运作。然而，缺少民间银行掣肘和独立部门监控，也为四大银行日后滥行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永远的战时劝募者
1937的宋子文，在离开国民党权力中枢几年后，因抗战的爆发重新活跃于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主持了旨在弥补国民党军政开支缺口的救国公债的发行，并积极参与了以四联总处的成立为标志的战时金融体系的筹建工作。
对于宋子文的理财能力，感受最深者当属蒋介石。美国《时代》周刊曾这样描述二人的关系：“孙博士逝世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革命的领袖。在他从广州北上进行举世闻名的北伐过程中，这个年轻将领的身边始终伴随着他的年轻的理财专家。”
虽然此时蒋介石尚不欲宋子文重返权力中心，但考虑到宋子文的影响与专长，加之财政部长孔祥熙访欧未归，遂让宋子文主持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宋的劝募工作雷厉风行，卓然有成。他首先成立了一个名为救国公债劝募总会的全国性劝募机构，以此为平台，将社会贤达和政商两界的实力人士“一网打尽”，尽数封为总会的常务委员。随便拈出若干名头，便不难想见常委阵容的一时之盛：宋庆龄、孙科、何东、张伯苓、顾维钧、俞鸿钧、杜月笙……。他们成为劝募总会最好的名片，起到了极佳的宣传动员效果。这些人的加盟，充分展现了宋子文的人脉与号召力。
除了借助关系网外，宋子文还充分发挥自身及旗下金融机构的力量，先行一步，做认购公债的“领头羊”。宋本人认购了5万元，恰好是公债总额的万分之一，巧妙譬喻了集万众之力的意味。宋为董事长的中国银行认购了1000万元，宋旗下的其他金融机构和公司如中国保险公司和扬子电气公司等也分别认购了总额达1000万元的公债。
宋系银团珠玉在前，其他金融机构也纷纷跟进，如中央银行系统认购总额也达2000万元，交通银行达500万元。加之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热捧，从1937年9月1日到10月1日，仅一月之内，救国公债已售出2.4亿元，将近总额一半。
以发债方式筹措军费对于宋子文来说实乃轻车熟路，经验非自抗战始。在1928年初重新出任财政部长后，宋面临的首要急务就是为准备继续北伐而又囊中几乎空无一物的南京政府筹集军费——宋后来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最近三个月》中回顾说：“迨子文就职，正值军事进展，饷需之繁，什倍于昔。”
自那时开始，此类债券的大部分被银行持有——以1936年2月的情形为例，银行共持有2/3未偿还债券。这样的银政合作，按《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就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中国确曾有过发展现代银行系统，但却被歪曲成为向总是欠债的政府筹措资金的工具。”
换言之，私营生产和贸易部门所需的资金被无可避免的挤占了。回头来看，正是由于由银行业集中带来的官僚化运作和国家资本对经济控制的日益加深，加之外部政治军事环境的恶化，令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体系走上了一条官僚资本膨胀与滥行通涨互为恶果的不归路。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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