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俩
渴望媒体关注，但又不愿意身边人知道故事的主角就是自己，甚至还瞒着家人，因此对于媒体要求去家里探访的请求一律拒绝。
9月18日，北京电视台记者通知汪亮解携带彩票去北京体彩中心，哥俩一度以为兑奖有希望了。但在扫描完彩票确认是真票而且已经过期后，体彩中心依然坚持说“彩票不能用，500万没有了”，求助媒体之路受阻，哥俩刚燃起的希望旋即熄灭了。
错过大奖的懊恼、媒体的关注让汪亮解难以平静。一个人的时候就抽烟，每天两包，而之前每天一包也就够了。回京一个多月来，只干了十来天的活。
“我现在很难静下心来干活，总想着怎么能挽回奖金，哪怕是一部分也好。以前在工地干活，一天劳作十几个小时，通常躺下就能睡着。现在，一躺下来就感觉胸闷，脑子空空的，睡不好了。”汪亮解说。汪亮田则认为弟弟“瘦了一大圈”。
挑战彩票游戏规则
求助媒体无望后，汪亮田想起《检察日报》上两个律师的发言，“如果可能，我们准备冒一把险，挑战兑奖规则中的28天规定，帮助汪亮解通过诉讼程序尽可能挽回损失”。
两位律师是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的刘金海和杨航远。9月16日，他们一看到这个新闻，就从专业角度质疑彩票的28天兑奖期限的法律依据，并当即通过媒体表达了上述看法。
“我们认为这个结果对汪亮解不公平，打官司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帮到汪亮解，其次也是完善彩票制度。如果体彩中心能和汪亮解私下和解并给予合适的补偿，我们愿意撤诉。推动彩票规范管理，可以给有关部门建言，或者通过舆论的力量。并非只有打官司这条路。”刘金海律师告诉《新世纪周刊》。
七星彩属于全国联销玩法，一旦弃奖产生，该项奖金将按规定划进调节基金。“等于说这笔奖金已经划进全国彩民的账号，只能在财政部同意的情况下由国家体彩中心启动，用于全国的返奖和派奖。现在哪怕是想要回1分钱，都得通过财政部批准，体彩中心无权支付。”北京体彩中心工作人员说。
在“饿死别做贼，气死别告状”的文化传统中长大的汪氏兄弟，最终于十一长假期间签署协议，委托两位律师与体彩中心打起官司。但必需的诉讼费用又成为哥俩的心病。“我们能承担的费用也就是一千元左右。”汪亮田说。
鉴于汪氏兄弟的经济状况，加上意在帮助他们，两位律师正筹划着设计出一个尽可能省钱的诉讼程序。“我们计划将诉讼分两步走。第一步诉求彩票28天兑奖期限的规定有失公平性，应予调整。这一步成功的话，再打官司要求体彩中心支付汪亮解500万元奖金，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一步到位诉求返还奖金的话，标的物就是500万元，根据诉讼费占标的物百分比的规定，诉讼费用至少为5万元。这不仅增加了风险，对汪氏兄弟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甚至会成为他们的灾难，这与我们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刘金海律师强调这样的设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社会上有人愿意帮助汪亮解，可以以风险投资的方式垫付5万元的诉讼费，官司打赢的话参与奖金分配，这样就能简化诉讼程序。我们争取不让他们哥俩掏钱。”杨航远律师说。
准备将体彩中心告上法庭的消息披露后，两位律师不断接到各地彩民的支持短信。网络上关于此事的争议也此起彼伏。有网友认为，28天兑奖期限的规定是变相的“霸王条款”，汪亮解应向不合理的单向规定挑战，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有意见认为，虽然汪亮解个人值得同情，但应该遵守既定规则，而且彩票是公益性质的，弃奖合理也合法。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博士认为，这次争议应该引起彩票行业的思考，对彩票消费的行为和心理进行正确引导。“彩票中奖是小概率事件，彩民不应将改变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此，而应保持一颗平常心，理解彩票的公益和娱乐性质。”王薛红说。
相较于国外彩票规定的60天、90天、180天兑奖期限，王薛红认为，我国28天的兑奖期限是否合适值得探讨，应当根据不同的游戏玩法，相应设立不同的兑奖期限和方式。但她同时认为，规则调整只能针对以后的彩票购买和兑奖行为，很难改变之前事先告知规则下发生的既定事实。
“遵守游戏规则没问题，但游戏规则本身有失公平怎么办？”杨航远律师说。
我国目前已有大约17万彩票投注点，彩票的普及和深入程度逐年提高，一部指导、规范彩票行业的《彩票法》亟待出台。“《彩票法》早日出台固然重要，但到位的细节研究更重要。我们要尽量避免出台短期内就需要变动微观细节的情况，毕竟这部法律针对的是一个行业。目前，在缺少专家投入、利益格局尚未形成的情形下，短期内《彩票法》很难出台。”王薛红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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