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负民工最凶的是民工
在长达一年的采访中，让贾平凹吃惊的是，这些进城的农民最恨的，不是城里人，而是和他们一样进城为了抢活挣钱不讲道理不择手段的农民工。“西安城里人眼里没有我们，但他们不特别欺负我们，欺负我们的都是和我们一样从乡下进城的人。”刘高兴说。
刘高兴有这样的收废品的经历：一个胖女人卖捆旧报纸给他：“破烂，你这秤准不准？”刘高兴不高兴了，放下旧报纸，拾破烂的怎么就成了破烂？拉起架子车就走；高兴到一个宾馆楼上收废旧煤气灶，必须穿过宾馆大厅。门卫嫌高兴脚脏不让他进门。最后高兴只好光脚过了宾馆大厅，坐电梯上15层收了废煤气灶。
另一次是在一个小区里，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人让他上门收报纸，却不让他跟着自己走，让他十分钟后再上门。等高兴上6楼，女人已经把报纸垒到过道里，不让他进门，不和他说话，收完钱就把门重重地关上了。一怒之下，高兴把口袋里的牙签全部戳进了门上的锁孔里。
小说里有段写到刘高兴、五富到郊外垃圾处理场里拾废品的场景，这是贾平凹的一个采访对象的亲身经历。“太阳还没有出来，他们就骑车到了北门郊外驾坡大垃圾场，垃圾场入口围满了人。汽车刚到门口，大家奋力向前挤动，最先爬上车的人和企图往上挤的人打成一团。鼻青脸肿的失败者被踢下了车，重新回到出口等待下一辆车的来临。胜利者也不敢大意，一部分人手拿木棒保卫胜利果实；另外一部分人埋头分类整理汽车刚倒出来的垃圾破烂，把水泥袋子、破塑料片、油漆桶、铁丝铁皮、塑料袋编织袋分门别类放好。”
最令人气愤的是各种各样的陷阱。小说里五富到鬼市收了一包铜管，刚付了钱到了巷口，另一个人一口咬定铜管是他偷的，是自己工厂的生产材料，要抓他去公安局。把他身上的钱掏个精光，把铜管也拿走了。第二天，五富在鬼街上发现，原来卖铜管和抓他的人是一伙的，正在一起说说笑笑呢。
另外一个案子轰动西安城南：一个在西安拾了十年垃圾的人被杀，死者的钱和银行卡被人劫走。很快，警察破了案，凶手原来是和他经常往来的一个拾破烂同乡。凶手在喝酒时知道他已经攒了12万块钱，因此起了杀人夺财之意。一次他们去银行自动取款机上取款时，杀他的那个同乡偷看了密码，就杀人取款跑了。警察根据银行的摄像，轻松地破了案。
进不了城市，也回不去农村
“我和你一样是瓷砖，命运把你贴到了灶台上，把我贴在厕所的便池里。”刘书祯对中学同学贾平凹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工作，怎么就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怎么过的日子差别那么大？”面对同乡的提问，贾平凹没有答案。
“我们是为破烂而来的，没有破烂就没有我们。”刘书祯说。虽然现在中央免除了农业税，小孩子读书不用交钱了，但商州老家山多地少人多，就连不多的地，现在因为修公路、铁路，也越来越少了，人均不到二分地。
为了生活，贾平凹老家的青壮年农民都进了城。刘书祯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到了西安，在一家煤店里当送煤工。年底回村过年，赚的钱赌博，不肯交给父亲。刘书祯想着自己种了一年地，手里却总没有闲钱，干脆也和儿子到了西安当送煤工。后来，又拾起了破烂。“我们的收入是不多，可总比清风镇种地强吧。一亩地的粮食能卖几个十八元，而你一天赚得十七八元，你摊什么本了，而且十七八元是实落，是现款，有什么能比每日看着得来的现款心里实在呢？”这是出来的农民算的账。
对刘书祯来说，57岁的他总有一天会回到农村。“没来城里把乡里能恨死，到了城里才知道快乐在乡里么！”他人在城市，却像五富一样，经常在梦里回到自己家的麦田。“迎风摇曳的麦穗谁见了都会兴奋，一颗麦粒掉在地上不捡起来你就觉得可惜和心疼。”
而对于刘书祯在西安生活了十几年的儿子来说，西安就是他成长的地方。他们讨厌农村，老家的房子怎么那样破烂呀，村巷的路坑坑洼洼能绊人个跟斗，回家和村里人说话也说不到一块了。但他们绝大多数人不管怎么努力，又成不了西安人。少数人可以通过买房获得西安户口，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挣的钱买不起越来越贵的房子。
贾平凹在小说里还写到一个叫杏胡的女人。这个和刘高兴一样乐观的女人，生命极其坚忍、顽强。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贾平凹和同乡聊天时见到的。当时她一边在洗菜，一边骂身边抽烟的男人。
经过了解，贾平凹才知道，这个女人不容易。她以前的男人因肝癌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和一大笔债务。 女人重新找了个男人，一起到西安拾破烂挣钱还债。半路夫妻，女人嫌男人不如以前的精神，稍有不满就对男人恶语相向。但奇怪的是，虽然经常吵架，但两人的日子却也能过下去。
和现实不同，在《高兴》里，杏胡的命运却充满坎坷。她和招进来的男人朱宗，起早贪黑做豆腐，吊挂面卖，3年还清所有的欠债，翻修了老家的屋房。她的新计划是，存一笔钱，把孩子供养上大学，在西安办个自己的公司。但这个心比天高的女人，最后却因为收了赃物被公安局抓捕。
城市生活毕竟是艰难的，一年里，贾平凹采访接触过的拾破烂的同乡，有许多人的命运发生改变：一个拾破烂供儿子读完大学的人，患上了严重哮喘病，不能拾破烂回家去了；一个人挣钱回县城和他人办了个超市；一个人被车撞死，一个人肝硬化病死，还有一个被人谋财害命杀死。
面对这一切，贾平凹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小说《高兴》的结尾，刘高兴在把五富的钱和骨灰盒交给从乡下赶来的五富家属后，当初进入城市的美好梦想全部粉碎，他在火车站的广场上游荡，觉得自己像一个孤魂野鬼，不知道该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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