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检察长的批评
然而，向行贿宣战、一视同仁处罚行贿受贿的主张，一经提出就有人强烈反对。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检察长苗勇日前在媒体撰文，题目是《从“向行贿宣战”看理论与实务的距离》，批评“向行贿宣战”的主张脱离现实，“我们现在法学理论界，有的时候与司法实务离得太远太远，常常发表一些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却缺少现实意义的‘高见’”。
加大打击力度，遏制腐败行为；有罪必罚，维护法律尊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向行贿宣战”似乎都没有问题。那么，它何以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这样做，将使贿赂犯罪的查处面临严重的困难。”从查处贿赂犯罪的现实看，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贿赂犯罪多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完成的，属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范畴，外人很难知晓。这决定了在贿赂案件中，行贿人的口供对案件的侦破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他选择不配合、不开口，那么，贿赂很可能成为烂在肚子里的秘密。
行贿人是贿赂行为的受益者，有些人甚至和受贿者之间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让行贿人开口，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作出对他们的行贿行为不予追究或者作出相对轻缓处罚的承诺，是解除他们“后顾之忧”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旦对行贿人和受贿人同样治罪，二者将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这只能密切他们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强化他们抗拒到底的决心。如此，贿赂犯罪的查处工作将举步维艰。
基于上述担心，这些同志反对一视同仁地处罚行贿人，而是认为目前立法和司法上对行贿人网开一面，是理性的选择。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中之所以明确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正是考虑到了侦破贿赂案件的艰难性和特殊性。司法实践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所占的比例小，是有法律依据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一名记者的思考
第一，受贿人和行贿人，谁的社会危害性更大？
是因为有人行贿才有人受贿，还是因为有人受贿才有人行贿？这个问题，恐怕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难有定论。但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不明确，并不妨碍我们对二者社会危害性大小进行比较。
受贿罪的主体，是“官”；行贿罪的主体，多是“民”（也有官向更大的官行贿的）。作为掌握公权力，并将公权力作为筹码来交换金钱的一方，“官”在贿赂过程中多居于主导地位。而“官”的身份和他所掌握的公权力更决定了，一旦贿赂行为对接成功，“官”为“对得起”所收的钱而实施的行为，会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郑筱萸收受贿赂之后放弃监管职责，导致全国医药系统的混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笔者认为，行贿者固然可恨，应予严惩，但立法作出较受贿者相对轻缓的处罚规定，符合罪行相适应原则。
有同志把一视同仁打击行贿受贿上升到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的高度，认为《公约》的精神是对行贿受贿都严厉打击，对行贿行为网开一面，是和《公约》精神相背离的。对行贿受贿“同样严厉打击”固然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两种社会危害性不同的行为，一定要规定同样的法定刑，一定要判处同样的刑罚。我国刑法规定的行贿罪最高法定刑是无期徒刑，这是一个较重的处罚，体现了从严精神。
第二，轻责行贿人还将长期存在。
立法规定了较重的处罚，但司法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却比较少。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贿行为，却不能得到罚当其罪的处罚，这的确有损法律尊严。但这种状况，恐怕还将长期存在。
贿赂犯罪查处工作面对的现实是：要么行贿人不配合，案件因为证据不足甚至没有证据而无法侦破，行贿者和受贿者一起逍遥法外；要么对行贿者网开一面，求得他的配合，将受贿者绳之以法。在这个“两难”选择面前，恐怕没有人不赞成作后一种选择——这可以看做是分化瓦解腐败双方的策略，也可以视为一种无奈的选择，但这就是现实。
第三，向行贿宣战，有赖于侦查能力的提高。
立法规定同样的法定刑，一视同仁地处罚行贿者，并不公平。但在司法上，让每一名触犯刑法的行贿者都受到法律追究，则是法治的理想状态，也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有赖于侦查技术的进步、侦查能力的提高。因为只有这样，办案部门才能告别对行贿人口供的过分依赖，行贿人才会失去和司法机关讨价还价的资本。
需要指出的是，在“刑罚不可避免”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刑罚的严厉性就成为必需。司法实践中，多数贿赂犯罪是从行贿人突破的，也有少数是从受贿者突破，并由他“咬”出行贿人。此时，对于行贿人，就应该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给予严厉的处罚。
法规档案：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九十条 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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