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法肯豪森之前，历任德国顾问都在中德贸易，帮助当时的中国政府整军建军、采购军火、推动军事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8年底开始，直至1938年中德关系恶化的十年中，蒋介石先后聘请了以马格斯·鲍尔、乔治·佛采尔、汉斯·冯·塞克特和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为总顾问的四任德国军事顾问团。
职业军人马格斯·鲍尔是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他是一战期间德军总参谋部核心成员，曾起草了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名噪一时。1928年11月中旬，鲍尔率领一个包括10位军事训练专家、6位军械后勤专家、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铁路管理、医疗、化工专家共25人的顾问团来到了南京，首创顾问团的模式。
鲍尔来华后，把主要精力理所当然地放在了全力帮助蒋介石整军、建军，极力加强以蒋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威上。按照鲍尔的建议，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下辖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工兵队和一个通信队。教导队全部配发德式装备，并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后来，该队被扩建为教导师，几年后又被扩编为三个师，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五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精锐。
鲍尔还积极参与了蒋介石为剥夺各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而实施的军队编遣计划，建议将当时全国分属各派系的260多万军队缩编到80万，统归南京中央政府指挥。不过，这一编遣计划激化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4月，鲍尔亲随蒋赴武汉协助指挥作战。
6个月后鲍尔因在前线染上天花病逝，蒋介石十分难过，在为鲍尔举行的空前隆重的葬礼上，蒋介石悲痛得像个“被遗弃的孤儿”。后来，蒋介石还把这位前军事总顾问的儿子召到中国，安排在身边做随身顾问，并视其如手足。
第二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乔治·佛采尔从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在华四年间，参与指挥了中原大战和淞沪、长城抗战。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按照佛采尔的建议，集中兵力对付实力最强的西北军，实行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充分显示了德式武器和训练的威力。中原大战最终以蒋系中央军大获全胜告终，蒋介石为此给予佛采尔“功不可没”的四字评价。
但是，佛采尔远不如鲍尔那样人情练达，常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摆摆总顾问的架子，甚至越权干涉人事，渐为蒋所不容，最后灰溜溜离开中国，后来被戏称为“德国的史迪威”。
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是蒋介石聘任的德国顾问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隆、见识最广的一位。1933年5月8日，被削去德国陆军总司令一职后沉寂数年的塞克特以私人名义应邀来到中国。蒋介石派交通部长朱家骅前往上海迎接并全程陪同，还专门从同济大学医学院调来一名教授作为他的保健医生。5月22日， 蒋又特派一艘炮艇把他接上庐山见面。
随后，塞克特对华北进行了数周的考察。在7月底回国前，向蒋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在军队训练、军官培养、武器装备的购置、军事机关的整顿、特种兵建设等方面对前面几任顾问的做法进行综合、补充和发挥，对改进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合作关系也提出了一些办法。蒋介石看了建议书后赞不绝口。
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格外推崇，塞克特也有点飘飘然，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在中国，“我被当作军事上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
1934年4月蒋介石授予塞克特总顾问的职位，还准许他以“委员长的委托人”的名义，在“委员长官邸”内代表委员长进行“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蒋介石指示，凡塞克特在委员长官邸召开会议，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部长或次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均应到会。顾问团还在南京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由法肯豪森任“总顾问参谋长”，以“委员长代理人，冯·塞克特”的名义发号施令。
在塞克特的提议下，国民党方面根据军队每月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个“精确的后勤供应计划表”，据此向德国公司定购必需的军火器械和有关设备。同时通过德国商人克兰加强了中德两国贸易，促成了中德双方《中国原料及产品对德国工业产品交易合约之实施》的签署。通过这一合约，一方面满足了中方对德国军火与工业设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德军整军备战对战略原料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
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塞克特于1934年底向蒋提交了辞呈。临行时，塞克特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
五年计划和三年计划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军事硬件。
基于冯·塞克特的看法，中国大约80%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了诸如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和设立新的兵工厂和其他装备生产工厂。此后，法肯豪森又和兵工署长俞大维一起拟定了一套“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期望中国能独立自造各种武器，而不必仰赖国外输入。
按照这一计划，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98Ｋ步枪的中国版——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另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气生产的工厂，但最终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生产例如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其他的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的产品包括MG-34机枪，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有生产在中国服役的轻型坦克备件的厂家。
一些研究所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1935年至1936年，中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大量的88、98型步枪，和C96型毛瑟自动手枪。其他装备进口包括少量的斯图卡、容克、亨克尔和梅塞施密特飞机，部分飞机在中国组装。
抗战必须之“最低标准”
专事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上海学者萧功秦认为，有必要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在1928年全国统一到1937年这十年中的一些正面成绩。他认为，国民党从1928年到1949年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权威体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继慈禧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孙中山的议会竞争模式、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权威主义模式之后的第四次政治选择。而蒋介石在1928年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以后，在现代化方面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国防方面，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引进来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颁布陆军典范令与兵役法，使陆军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工厂，使最基本的弹药能自给自足。这一时期，中国空军飞机扩充至600架，此外，国民党政府又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浙赣这两条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公路也在这一期间完成，1935年之后，中央政府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云贵川三省，使之成为日后的大后方。这些成绩使中国达到了进行抗日战争所必须的“最低度的标准”。
然而，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仍难以避免最终在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的命运。黄仁宇教授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没有民间产业、相配合的国家经济、社会习俗、民间管理，以及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现代化的军事设施就无法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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