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冤案，引发了一出惊天的悲剧，一场浩劫，抹不去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9年多来，冤案昭雪，面对着法院63万的国家赔偿金，瘫痪在床的杨宗发眼神淡漠，这份迟到的赔偿在被扭曲的生命面前，意义何在？9年前发生的一幕，始终像一根针一样深扎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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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昨天，受害者之一的谢华向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检察院申控科递交了3000多字的《刑事控告状》，言语铿锵地控诉了5名负责办理此案的公安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
控告：5警察刑讯逼供
“自始至终，这起冤案的炮制者，连一句道歉也没有，我为他们对人性的冷漠而感到心寒，这也是我控告他们的主要原因。”昨天下午，谢华代表他们一家受害的5人从钟山区检察院递交《控告状》出来，对记者说出了他的痛心。
在这份3000多字的《刑事控告状》里，控告了5名当年的办案人员：“易庭富，原钟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副局长；王洪，原钟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刑侦副队长；黄元富，原钟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刑侦队指导员；詹光清，原钟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刑侦队长；杜宏，原钟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刑侦副队长。”
在《控告状》里，他们明确了两项请求：请求检察院依法对5名被控告人严重侵犯人权、破坏法制、制造冤案并对控告人一家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要求钟山区公安分局对控告人的伤残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谢华说，当时参与侦破案件的不止5个警察，还有其他一些人，名字他们都清晰地记得。但考虑到其手段、情节相对较轻，且又受制于被控告人的领导和指挥，故暂不予以控告。而他们现在提起控告的警察，不仅是当时负责侦查这起案件的领导，而且也是酷刑逼供的具体实行人。当时，也有少数的警察没有动手。在谢华看来：“没有动手打我们的警察，是具有良知和同情心的，我们对此心存感激。”
据悉，钟山区检察院在审查《刑事控告状》及相关材料后，将于近期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冤案：去到刑侦队才知奶奶死了
整个悲剧，源于1998年1月19日那个飘雪的冬日，贵州六盘水市，一起重大案件正在紧锣密鼓地侦破之中……市民杨宗发正在和妻子李明英、小儿子杨显华在家吃晚饭。杨显华高三了，一直住校，当天刚好回家领学费，开学伊始，他借着要学费的时间和父母好好聚聚。
杨显华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顿幸福的晚餐，竟成了9年多来和父母想聚的最后快乐时光，永远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吃饭时，大门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爸爸开门一看，几个身着便衣的警察走进来，随着‘喀嚓’一声，一个明晃晃的手铐就铐在了他的手上，接着妈妈也被带上了车，最后，连我也被揪上去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去到钟山区公安局刑侦队，我才知道，奶奶死了，她的尸体被别人从一个公厕里发现，警方怀疑我们一家有很大的嫌疑……”
“爸爸、妈妈和我被带来之后，大姐杨显芬、姐夫谢华和二哥杨显祥，也随后被带进刑侦队。由于二哥在铁路局开火车，不久就被单位证实不可能有作案时间，很快就释放了。之后，警察要我承认我杀死了我的奶奶，我死活不承认，于是我便遭遇了毒打……”
逼供：“警察边唱好汉歌边暴打我们”
《控告状》里，字里行间透露着无尽的悲愤：“公安要我们承认杀死了自己的亲人，由于我们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丧尽天良的弑母行为，所以绝对不可能承认，自此，我们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鸭儿凫水’（将受害人的双手反绑，悬挂着反吊在门枋上）、火钩烙、开水烫、拳打脚踢、双脚踩跺、脏帕塞嘴、不让睡觉、不给饭吃……
在刑讯逼供过程中，易庭富作为分管副局长，主要负责指挥其他几名警察进行逼供；刑侦副队长王洪最惨无人性，他不仅对杨宗发实施酷刑，而且还将其带至对杨显芬讯问的现场，让杨宗发亲眼目睹女儿被严刑拷打的过程，并以此逼迫杨宗发承认弑母。
在此过程中，由于李明英拒不承认罪名，被警察打昏后又被用茶水泼醒，用皮带抽打，还遭到警察用脚跺手指和躯体的折磨，李明英痛得大声喊叫，王洪和詹光清就用冬天使用的抹炉子的脏布塞住李明英的嘴巴继续殴打。他们还按住李明英的头猛撞墙壁，致使李明英的两颗牙齿被打落，四肢至今伤痕累累，精神抑郁，听力减退，木讷呆滞。
由于谢华被殴打过程中，惨叫声音较大，他们便将谢华捆绑后吊在高楼层的天花板上，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警察却扒掉了他的衣裤……甚至有警察用冬天烤火用的引燃的柴块击打杨显芬的脸部，杨显芬脸部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见……
杨显华说：“他们把我捆绑起来吊在门上，当时正值《水浒》热播之时，几个警察口中唱着《好汉歌》中‘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词，拼命地摇动着门，吊在上面的我痛不欲生，因为我一直不承认杀死奶奶，警察就把爸爸杨宗发带来，让他看着我受折磨，爸爸几乎声泪俱下地哀求他们‘你们放过我儿子吧，一切都是我干的’。看着爸爸痛苦的样子，我含着眼泪承认了。关于作案的细节的供述，也是警察教的——‘你就是一个负责把风的’，我就按着他们的意思承认了。”
现在已经是双腿残疾的杨宗发说：“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一直不愿意在警察面前跪下，所以他们就拼命地打我的腿。我不时听见孩子们痛苦的叫喊声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心里钻心地痛。为了不让他们难受，我一直咬牙忍着，结果一棒比一棒重地打在我的腿上，直到我跪下了，再也站不起来时，我仍是没有喊出一声……”
杨显芬哽咽着向记者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当时，有电视台的记者到刑侦队里采访，警察就让我们一家倚着墙，站成一排让记者拍摄，我们不愿意，警察就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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