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炫耀性腐败的三大乱象
廉政周刊：就您目前掌握的材料和研究取得的成果看，您认为炫耀性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
李成言：我发现，豪华办公大楼现象的炫耀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地段繁华，造价不菲，是普通个人和组织无法获得的稀缺资源。
豪华办公楼大多居于当地寸土寸金的繁华闹市区，大楼的规模与耗费更是节节攀升。重庆
市江津市某街道办事处１０层的办公楼主体工程投入１８０万元，装饰部分投入２２１万元。广东省东源县某村预算１５０万元修村委会大楼，最终花费超过４００万元。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的“天安门”、“天坛”、“华表”、“华门”等建筑总共花费７０００余万元。郑州市惠济区违规建设的办公大楼，竟花费了７亿元。
这些办公楼，大楼内豪华更不待言，摆设精致的彩瓷瓶、琉璃灯，配置彩电、音响，大楼内有游泳池、网球场，甚至还设有“假日酒店”，令人叹为观止。
炫耀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显露财富来获得普遍的荣誉，其根本准则是明显浪费原则。这些豪华办公楼一一点中奢侈消费的命门：地段繁华、外观规模巨大、内部装修奢华，造价不菲，浪费不小。这些都是普通个人和组织无法获得的稀缺资源。
讲求设计品位是豪华办公楼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政府大楼位于昆明繁华地段，该大楼一面看像塔，一面看像帆；某村村委会办公楼镶嵌狮子的大铁门与直径１米多的罗马柱门框、碎花贴瓷的院墙与每隔数步一盏的乳白球灯……这些，让我们看到，各地党政机关豪华办公楼追求“高”、“大”、“新”还嫌不够，还要追求“奇”。这些大楼有的借口弘扬当地建筑风格，有的标榜艺术造型，稀奇古怪，令人瞠目结舌。
二是“穷庙住着富方丈”，改善形象、招商引资成为“口头禅”。
从有关报道来看，违规主体权力级别较低、财政困难的居多。营建豪华办公楼的主要有村委会、镇级（街道）政府，县（区）级执法司法部门以及“四大班子”，还有地市级执法司法部门以及“四大班子”，反映省级政府明目张胆盖豪华办公楼的相对较少，似乎是级别越低的政府胆子越大，楼盖得越离谱。
被曝光的豪华“业主”中，戴着贫困帽子的更加惹眼。“穷庙住着富方丈”，这些地方财政属于“吃饭财政”，甚至“要饭财政”，硬是要勒紧裤带，超前开支，掏空财政。重庆“天安门”所在镇每年财政收入只有４００余万元，而办公大楼总投资就达５００余万元。追求奢华，试图以此掩盖自己的弱势，明显是一种弱者心态。级别低的单位、贫困地区的官员往往对炫耀性行为更加热衷。当然，借机敛财是他们另外一方面的盘算。
营建豪华办公楼的借口多是改善形象、发展旅游、招商引资。山西临汾“天安门”的建造者宿某认为：“我修华门广场是为了发展旅游，其根本目的就是用减少污染企业的方式来根治临汾的污染。”无一例外，这些“业主”都声称是为了改变形象，扩大招商引资。事实上，用于办公的大楼过度奢华，功能并不能完全被利用。招商引资，不是通过政策宣示、环境改造来推动，而是希望通过换一套华丽衣裳来实现，这体现的依然是他们自身的炫耀需求，只不过假托招商名义而已。
三是“业主”权力部门居多，权力炫耀的盛宴、绝对权力幻想暴露无遗。
各地显赫建筑中，不少是当地执法司法部门以及“四大班子”的办公大楼。郑州市惠济区耗巨资集中兴建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四大班子的办公新址，可谓是权力行使者和监督者都“各得其所”。临汾市尧都区一位煤矿负责人说，为了修华门广场，他向当地政府“捐”了２０余万元，“不捐不行，不捐的话你的煤矿就通不过验收”。各地报道的豪华办公楼工程都存在拖、欠、赊现象，有欠建筑商的，有欠材料商的，更有欠农民征地补偿款的。
建豪华大楼的政治主体，强征强借强欠本身就是一种滥用权力、炫耀权力的表现。这种非理性的权力行为，使得他们获得了强权的幻觉和成就感，同时又获取了资源修建大楼，尽情享受自己的权力成果。
豪华办公大楼建成之际，“业主”都不忘呼朋引伴，张灯结彩，大肆庆贺一番。广东省东源县某村违规兴建豪华办公楼，在该楼落成之日，该村村委会花费１１万元大摆宴席搞庆典。另据陕西省安康市纪委的通报，该市旬阳县仙河乡政府２００４年举行搬迁庆典，共收礼金６．９５万元，用于庆典活动开支２．３万余元。这简直是赤裸裸的违规记录。乔迁之喜，是营建豪华大楼的最后一轮炫耀行为，既有主人安居大功告成的炫耀，也有来宾互相攀比贺礼的炫耀，可谓是一次炫耀的盛宴！
这些办公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与其光鲜外表不相匹配的另一面，却是一些封建迷信残渣重新泛起，低俗文化充斥。不少地方豪华办公楼建造之前要请风水先生实地勘测，找准吉利方向，选好奠基、上梁直至开张启用的吉祥日子。据报道，某海事法院采用前矮后高的建筑坐落安排，意寓“有靠山”。建造过程中的一些天象、人事巧合，也被当成神话、所谓的“人文典故”广为流传。与豪华相伴的迷信、低俗文化，是建楼者寻找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的方法之一，也是制造权力神秘化、塑造权力威望的一种伎俩。
3、打造廉洁廉价政府
廉政周刊：正如您前面讲的那样，炫耀性腐败对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是相当严重的。那么，在您看来，对炫耀性腐败，当前应采取什么样的治理对策？
李成言：总体上说，治理炫耀性腐败行为，就是要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以及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作风，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打造廉洁廉价政府。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以及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作风，既体现了作风建设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密切关系，也与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建设廉洁廉价政府一脉相承。“社会看政府，群众看干部。”没有作风优良的干部，秉公用权、勤俭节约的廉洁廉价政府，便没有节约型社会。
治理炫耀性腐败，首先要正确理解“廉政”的含义，切实加强廉政建设。
“廉政”一词中的“廉”蕴含两层含义：一是“廉洁”，也就是不贪贿不腐化。二是“廉价”，也就是精简节约，不铺张浪费和奢侈挥霍。因此，“廉政”一词指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章以及职业道德的严格要求廉洁高效地从事和履行公务，“廉政”的对立面是腐败和浪费。目前，一些地方的政府不仅兴建豪华办公楼，还不惜代价兴建城市广场、景观大道，甚至挖河、堆山，重塑城市形象。这种追求个人政绩与“形象工程”的开发建设助长了城市建设的豪华风与奢侈风。诸如此类的炫耀性腐败，既是一种腐败行为，也是一种浪费行为。
倡导勤俭节约、廉洁从政的优良作风，建设节约型社会和节约型政府，就应该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提高反腐败的效率，增加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指数。可以想象，如果让一些腐败的官员来领导建设节约型机关和节约型社会，即使把水、电、纸等等小钱节约得再多也可能不抵他们随便贪污、受贿一次的钱多。
治理炫耀性腐败，其次要减少政府权力干预。
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政府减少盲目的权力干预。权力是政治的核心问题，“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合理行使权力既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也是一个作风建设问题。要想把我们经济社会中的“以公权谋私利”这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防止腐败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减少对经济的控制。从减少公权干预的意义上讲，建设节约型政府和反腐败斗争殊途同归。
治理炫耀性腐败，还要“节官”、“节事”、“节支”。
目前许多政府机关仍然存在严重的机构臃肿现象，人员超编，造成人浮于事、相互扯皮、遇事推诿的工作无序、低效状态，这也是超标准、超规模建豪华办公楼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按照统一、精简、效能的原则，整肃编制，下决心撤并机构、裁减冗员。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节约型政府。各级政府机关在“精兵”的同时，还要“简政”，必须珍惜民力，决不能干“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之类“扰民”、“伤民”的事情。另外，要认识到，官多、事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费用支出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在行政经费的管理和使用上，必须增强办事成本观念，精打细算，既不能贪污挪用，也不能挥霍浪费，能不花的钱坚决不花。特别是要使财政预算法治化，把政府的经费支出列为政务公开的规定项目，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作者:王治国)
李成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委书记，兼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治理商业贿赂专家组成员，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２００２年６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反腐败斗争与民主监督机制建设研究”。２００３年１月，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教育系统廉政建设研究”。廉政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廉政政策分析》（合著）、《廉政发展》（主编）、《廉政工程：制度、政策与技术》（主编）。另外，２００３年６月下旬到现在，就权力腐败、贪官出逃、贪官心理、亚腐败、廉政谈话、政府“机关病”等问题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做特邀专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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