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校长只是一个人在下跪
李斌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陶行知先生则有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道尊严于是端庄无比。若在这中间横插一句“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天地和父母”的古语，所呈现的教育工作者形象却是五味杂陈的：“海南一中学校长在千余师生面前下跪求学生学习”（《海南经济报》9月24日）。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先生日前在其博客里贴了一张“全体学生跪下给老师们磕头”的图片，引起轩然大波。“校长给学生下跪”因其反其道而行之，传播效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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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理成章，探讨对周校长的膝关节施加作用力的关键因素变得必要起来。当事人说，“跪下是自己动情所至，一片心就是为学生好，全心的投入，自然会为学生付出，并不在乎什么，也没有觉得损害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并非是一件耻辱的事。”
怀疑论者，不免要深揭其作秀炒作的思想根源，“狠批私字一闪念”；悲观论者，则要哀叹长此以往将跪无可跪；刻薄偏激者，看出校长对学风不靖的束手无策，建议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忧国忧民者，干脆直奔教育体制的深层次弊病而去，将主题升华到社会大环境、家庭教育的缺失对教育工作者个体行为的逼迫……这些或许都在理，也不难找到支持的论据。
笔者却以为这些解读在功利思维上着相太深，而宁愿相信周校长是一位性情中人，已经把“对学生负责”、“为学生付出”内化成自己心灵深处的行为准则——假如报道所述的这些情节是真实的，“周常德不单单是为让调皮学生好好学习而下跪，学生表现好他也下跪感激。今年元旦，师生们在元旦晚会上表演得很成功，感动了周常德，他在台上也情不自禁的跪下感谢师生们。”
因了校长这个身份标签，师道尊严、校道尊严成了一件华丽的外衣被加在身上。假如校长给学生下跪就是师道尊严的底线失守，那么某些官员冠冕堂皇地喊着“穷国要办大教育”，似乎他们为了教育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个公务员同志不愿把嘴上省省屁股下的车省省手再规矩点，节约点公务消费的款项给教育、教师，甚至片面强调“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的“教育万能论”——说实话，这样的作为对于师道尊严是一种更大的伤害。
对周校长的做法或许不会有太多的人表示赞同，但应该有许多的人为之感动。
谁也不能否认，感动往往是很短时间的，道德感召力的可持续性是可疑的，如果一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那么中国的教育就简单了。这次跪完了以后，下次又用什么方法叫他们好好学习呢？作为旁观者，可以悲哀、反省，甚至可以怪责这位校长不敢检讨和批评现有的教育体制，只好被动地跪求学生接受现有的教育。
但是，比大义凛然地痛斥和求全责备更迫切的，不是把责任全推到社会环境、教育体制之上，而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身体力行。
笔者由此想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些事情，当时正在推行义务教育，有的地方官员因为完不成任务而剖腹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是否改变了孩子失学的现实呢？我不知道。但我却感觉到那个国家和民族对教育的重视，那些官员的责任心和勇气……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让学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的未来与知识的关系。但不要指望所有的校长都有蔡元培、陶行知的大师手段。教师的行为能够触动学生的心灵，就是有效的教育行为。对比那些课堂上敷衍了事留着一手，课后神勇无比（家教、补习班、倒卖教辅吃回扣……样样拿手）的教育工作者，这个校长还有改变差生的想法和行动，其责任感和事业心至少高于其他听之任之、正襟危坐的教师。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无形中也是对该校老师传递一种压力，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下跪的直接导火线是该校145班的纪律极差，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自然难辞其咎。学校领导都已经下跪了，作为直接责任人又该如何自处？周校长至少没有让“老师下跪”蔚然成风、推广成为校园文化的实际行动。我们未能在报道中看到当地教育部门的说法，这固然令读者遗憾，却也反映了他们对这种管理方式的审慎态度。不急切地给予肯定或否定，正是作为主管上级所应有的宽容态度，在道德高调中，无论如何，周校长并不应该被推上祭台。
笔者不知道在自身职权范围内还有没有比周校长所采取的做法更加合理而又有效的行为，如果哪位高人想到了的话，敬请示教于周校长。在此之前，则不妨对这个校长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报以掌声——不管它是源于内心的自觉，还是上级的考核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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