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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一直是韩国外籍劳工的主要来源，韩国也是我国的三大劳务输出国之一，但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我国赴韩劳务输出却遭遇“寒流”，国内企业对韩劳务输出业务基本停止。记者了解到，韩国自２００４年起将以前在外籍劳工市场实行的研修生制度更新为雇佣许可制，并规定和韩国劳动部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外国机构必须是所在国家的劳动主管部门，但我国一直是由商务部与劳动部两部门同时管理海外劳务市场，导致与韩国“对接”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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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４月，中国商务部与韩国劳动部代表两国政府主管部门签署了《关于输韩劳务人员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双方正就落实和实施《备忘录》协商具体操作办法。而在眼下赴韩渠道并不宽松的情况下，社会上的赴韩务工骗局开始增多。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我国赴韩劳务的唯一渠道是近海渔工，但韩国今年分配给我国的近海渔工名额仅１０００名，一些职业中介机构或无资质企业却大量招收赴韩国劳务人员。有关部门特别提醒社会公众，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传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记者朱长振文图
对韩劳务输出遭遇“寒流”
９月１４日下午３时，南阳市区梅溪宾馆三楼会议室内，由我省一家劳务合作公司牵头召开的“赴韩劳务研讨会”正在进行。
这虽是一次民间企业组织的小型会议，但由于会议的议题——“我国赴韩务工为何遭遇‘寒流’”颇为引人注目，与会者不仅有当地政府主管劳务工作的官员，亦有我省各地市主做劳务输送生意的企业领导。
近年来，韩国、日本、新加坡一直是我国的三大劳务输出国，长期以来，这三个国家均实行的是研修生制度。即我国务工人员作为研修生前往相关国家从事务工活动，但今年１月１日，韩国全面废除该国研修生制度，我国不得不停止向韩国输送务工人员的所有业务，一些专门做韩国外派业务的公司因此叫苦不迭。
“影响大了，我们好多做韩国业务的业务员都要失业了！”我省新县规模较大的吉星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个劲抱怨。胡彬说，向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输出劳务人员是吉星公司的主要业务，往年一年能往韩国输出６００多人，“目前仍在韩国务工的新县人不少于２０００人，每年能为新县创收一亿多，这些人都是以前以研修生的身份赴韩的，但今年除续签合同的１２人外，没有再新输出过一个人。”
黑龙江等东北省份受此次事件影响最大，与此次研讨会组织者余鹏清相熟的好几家东北企业老总在与他沟通时叫苦不迭，“至少有三家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因此倒闭，小企业、小中介倒闭的就更多了。”
余鹏清自己的公司也同样受其影响。今年１月，随着韩国研修生制度的废除，他不得不停止所有赴韩业务，但此时他手头上还有一批已交过钱尚没来得及派出去的老“研修生”，“有好多已经培训过，一直在家等着出国”，余鹏清愁得不行，“天天往省商务厅跑着打听消息”。
事实上，赴韩“寒流”之下，受影响的并不只是中国企业和想去韩国挣钱的务工人员。缺失了中国这个最大的研修生来源国，韩国也在近来遭遇到了多年未遇的“缺工荒”。
“中国去的打工者越来越少”
目前回国短暂休假的南阳籍赴韩务工人员薛建朝告诉记者，最近韩国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招工广告”，工资待遇也较以前有较大提高，“有多少人都不够用，特别是建筑、渔业、养殖等产业”。
薛建朝是２００６年最后一批赴韩研修生，初中文化程度的他家住西峡县太平镇太平村，前年结婚后欠了一屁股债，为尽快还清债务，也为了出国打工多长见识，薛建朝从信用社贷款６万元，经过报名和培训，终于在去年１１月２３日一路辗转到了韩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研修生”生涯。
薛建朝的雇主拥有一艘小型捕鱼船，雇主的妻子是名中国人。因为是近海捕捞，薛建朝与他的韩国老板两个人基本上都是每天早上出海下网，下午返回，隔一天再出海去收网，活儿也不是太累。很快便掌握了下网、收网技巧的薛建朝，没过多长时间便成了船上的顶梁柱。“老板岁数大了，还好喝点酒，再加上他只雇了我一个人，所以船上大小事儿都由我说了算。”薛建朝说。每年的１１月份到来年的２月份，以及夏季的５月至７月，是一年中难得的两个捕鱼旺季：“虽然这期间累些，但老板也高兴，往往会额外给些小费及多买些电话卡或衣服之类的东西。”薛建朝说。
刚去的时候，薛建朝还不断发现有与他一样身份的中国人到韩国打工：“一般都是在捕鱼船上、建筑队和一些造船厂等地方干活，工资也都差不多，每个月都是按协议上签的发，７５万韩币，合人民币６０００多元。”
但渐渐地，薛建朝发现从中国去的打工者越来越少了，有不少与他老板相熟的韩国人还多次找薛建朝，问他能不能帮助联系中国人去他们船上干活。“他们雇一个韩国人每月最少得发２００万（合人民币１．６万元）韩币的工资，干活还没有中国人干得好，所以韩国人都愿意雇中国人帮他们干活，街上到处都是招工广告。”老板娘私下里也告诉薛建朝，韩国的劳动力缺口大得很。老板娘还多次明确地把老板的意思转达给薛建朝，想给他续签合同，等三年期满了，再续签两年。“他们怕我走了，再不好找人了，这次带薪休假，也是老板额外奖励的。”薛建朝满意地说。
薛建朝通过电话与派他出去的中国劳务公司联系，把他在韩国发现的“劳动力缺口”反馈回去。也正是因为有了薛建朝在韩国的亲身经历，再加上搜集的有关韩国务工的综合信息，才使得余鹏清等人“下大力气要做韩国的外派业务”。“但商机大，难度也太大，操作起来很麻烦，主要是上边没理顺。”余鹏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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