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火烧废料”还是“火烧违建”？
宝安民治拆违火烧违建再调查
针对深圳媒体指称，民治街道办张姓负责人否认接受记者采访一事，电话打印单显示与他的通话记录。
本报调查之火烧违建
究竟是“火烧废料”还是“火烧违建”？本报“火烧违建”报道失实了吗？8月31日发生在深圳宝安区民治街道办的拆违火烧事件真相到底如何？围绕有关部门和媒体提出的质疑，本报经过一个星期的再调查表明，现场2300平方米(城管调查报告数据)违章建筑系执法队用铲车推倒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不少养猪户的财物没来得及搬出便被付之一炬。“烧了我的衣物和房间，这难道是‘火烧废料’？”养猪户刘敬德和李雪珍对执法部门和个别媒体报道对他们个人财物的轻视表示同样的愤怒。经历了8月31日火烧违建风波的养猪户们大都表示已经在附近找好了房子，短时间内就会搬离现在住的“窝棚”。但他们称，在拿到被火烧掉私人物品的赔偿金之前不会搬离，如果得不到赔偿，他们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教授详细查看了本报报道以及城管部门调查结论后认为，本报主体内容和核心事实是准确的，但在标题处理上欠妥。对此，本报9月13日在A02版专门作了更正。
包括展江教授在内数位知名专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都对民治街道执法队采用火烧手段提出批评，“既然城管部门调查结论认为执法队员执法有不妥的地方，必须依法问责。”而9月14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也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
8月31日13时许，养猪户欧阳芳的儿子小张给本报打来电话报料称：“民治街道执法队拆违放火”。小张告诉本报记者：“如果只是拆房子(违章建筑)，我不会打电话给报社，(执法队)从九点多就过来拆，直到后来他们浇上汽油放火，我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就给你们报社打电话了。"
铲车推倒违建分成四堆烧掉
养猪户称火烧得很大，他们的一些个人物品也被一起烧掉
由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执法队牵头、200多工作人员和20多个民工参与的这次拆除违建行动，发生在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办上塘工业区龙塘社区旁的一块土坡上，东面是一家农贸公司的养鸡场，西侧是深圳地铁四号线的龙塘出口，有工人和大型机械正在施工，土坡就位于中间，这里住着十几户、几十口人，他们来自广东、广西，大多以养猪为生，在这里时间最长的广西人温金生已经居住了15年。执法行动就是要拆除他们自己搭建的违章住房和猪栏。
坡顶住着温金生、欧阳芳、黄乐素、吴健等五家养猪户，他们向记者确认，坡顶五户每家搭建的住房都有100平米左右。坡下住着刘敬德、卢道良、胡双辉、李雪珍等养猪户，他们搭建的住房每户也在100平米左右。另外，温金生等人向记者确认，养猪户们一共养猪大概300多头，每头猪需要一平米面积的猪栏，猪栏的全部面积有300多平米。
养猪户们告诉记者，执法队8月31日9时左右到达土坡地，用铲车将他们的住房等违章建筑推倒，很多住户的衣物等家当都没有来得及清楚，从中午12时开始，浇上汽油，分成四堆点火焚烧。
吴健说：“火烧得好大，我们都看不到天，全都是黑烟。几天以后点火的地方还在冒烟。”
在这个过程中，养猪户的一些个人财物被一起烧掉。欧阳芳告诉记者，他家一张桌子、床、两只水桶、几十米长的塑料水管被烧掉。温金生的衣物除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长裤，其余全部付之一炬……
9月13日下午，欧阳芳的老婆告诉记者：“执法队让我写清单，说什么东西被烧了你就写什么，但不要说放火两个字。”
“在执法队的要求下，我在赔偿申请上也没有写放火。”温金生说：“同乡陆公林十五年的家被火烧没了，家具、衣服也被烧掉。为了拿到他们的赔偿，他们让我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拿到赔偿。”
温金生说：“我是在9月2日上午到执法队，当时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也在，后来执法队工作人员把我们叫到另外一个办公室，问我们损失了多少东西。”还说，记者不会补偿，只有政府可以补偿，但你不要说我们纵火，写成是困难救助。
执法队让他们搬走，但欧阳芳的老婆告诉记者，“我的财产被烧了，什么时候拿到赔偿我们什么时候才搬走。”
“放火烧肯定不对”养猪户们明确表示本报报道很准确
9月13日、18日本报记者两次到现场回访，所有的养猪户都向记者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第一，南都的报道没有失实；第二，8月31日之后，没有任何一级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找过他们调查核实当天的火烧违建经过。
养猪户们的共同观点是：拆没问题，但放火烧肯定不对，尤其是烧掉了他们的一些在别人看来不值多少钱的物品就更不对。黄乐素的老婆说，乱搭乱建是不对，但当天铲车铲掉猪栏的顶棚时，猪都还在猪栏里，“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把我的猪搞死了我怎么办？他们就又掀开顶棚，让猪跑出来。”她告诉记者，她有严重的关节风湿不能劳作，家里三个孩子加上公公婆婆，都要黄乐素一个人赚钱来养。
9月13日，温金生拿着被烧得面目全非的电路板告诉记者：“这是欧阳芳儿子的手机，被烧成这样了。”
张毕划告诉记者，当天还没有搬完东西的时候，“执法队员就把我们赶到了警戒线外面，说会帮我们搬剩下的东西。但事实上很多东西都没有搬出来，而搬出来的很多东西又被推入了火堆。”
卢道良说：“我们的违章建筑被推掉之后，200多个人围住，让我们到警戒线外面，但房子里还有好多我们的物品，他们不让我们拿。”
李雪珍指着一个火点中被烧得扭曲的一团铁架告诉记者，“这个位置就是我的家，我的三张床和身份证都被烧掉。”她还说：“当时还有很多人没在家，东西都没有拿出来就被烧掉了。”
卢道良就是听到执法队点火后跑回来的，他从火堆里抢出了一只铁桶，里面装着几千元现金和存折。“存折上有七万多块钱，”卢道良说，“我在这里养猪14年，这些钱是我的全部积蓄，如果被火烧掉，我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幸亏抢出来。”
刘敬德于1999年在这里搭工棚开始养猪，他告诉记者，现在穿的衣服是刚刚买的，“原来的衣服都被烧掉了，凳子、桶、床还有好多家具都被烧掉了。”刘敬德说，“执法队说没有烧掉我们的东西，是在撒谎。我的床烧成了铁架子，这是不是证据？”
胡双辉说，事发几天后，深圳有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那些记者转述执法队的意思，要我们说点火是在消毒，我说你们如果这样，我就不接受你们采访了，这是在颠倒事实。"
钟镇发原来也在这里养猪，8月31日拆违事件之前搬到附近居住，事发时，他也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他说：“当天现场有执法队的领导下令让放火，下面有人弄来好几桶汽油，都是用铁桶装着，很大的桶。”钟镇发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汽油桶的大小。他认为，浇汽油放火这种执法手段“性质非常恶劣”。
为了对个人的说法负责任，这些养猪户在还以书面形式均向本报法律顾问写下8月31日当天事发经过，并按了手印。养猪户们一致表示，关于他们被烧毁的物品如果得不到赔偿，他们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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