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几十人露宿山头
棚子被拆第二天，他们又搭起简易的棚子居住
因为看到别人养猪有更好的收入，所以，黄乐素也于去年5月份开始养猪。
他在建筑工地打工时，一天的报酬为60元，以前是50元。1990年代，他的父母、哥哥等一家人都来到深圳，和他生活在一起。1997年，黄乐素结婚。
他们离开了家乡，脱离了原有乡村组织的管理，而在深圳，他们是外来人，又住在偏僻的棚屋区，根本无人管理。
黄乐素的父亲现年74岁，母亲70岁，哥哥有精神病，黄乐素的老婆也有病在身，没有劳动能力，连衣服也是婆婆洗。他们的3个孩子，都在附近的私立学校里读书，每学期要花费5000元。
黄乐素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劳动力。他年迈的父母每天出去捡废品。
去年，他养了二三十头猪，收入比打工要好。这几乎成了他们未来生活的希望。今年，他又养了25头猪，死了6头，剩下19头。在棚屋被拆迁时，每头猪重约150斤。如果正常，他可以一年养2批猪，收入将比去年更好。但现在看来，这不可能了，他们不得不将猪卖掉，每头900元。现在，黄乐素也失业了。
在棚子被拆除的那个晚上，几十人露宿小山顶上。第二天，他们才捡起尚未烧毁的材料，重新搭建起两座简易的棚子，黄乐素一家人住了一座，欧阳芳、温金生等人住了一座。”床”就是席梦思的床垫而已。
9月5日，欧阳芳说，他打算租房了。因为他们夫妇还带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孙女。黄乐素以羡慕的口吻说，”我没钱租房啊”。
在黄乐素的老家，每人2分地，而且现在根本没人种地了。他在老家的房子都倒塌了。在这次清理行动之后，黄乐素的父母将回老家，但只能住在女儿家。
9月5日下午，瘦高个子的黄中波，弓着背，挑了两只箩筐回到棚屋，里面是捡来的几支塑料瓶。放下箩筐后，他坐在棚子门口，喝起了功夫茶，这是潮汕、揭阳地区的习惯，然后，他掏出黄烟丝和一小片白纸，卷起纸烟，点燃后，静静地抽了起来。也许，对于他来说，这才是他最温暖、最安逸的家。
对于欧阳芳一家而言，棚屋同样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也来深圳多年，在潮州老家的两间房子，已经倒掉了，田地也分给别人种植了。
1980年代，欧阳芳刚30多岁，年轻力壮的他在布吉镇的工厂里打工，每月仅挣150元，后来做保安，最高的工资是400元，1999年，他到养鸡场帮人养鸡，这时，他的老婆也从老家来了深圳。他们的4个孩子由岳母带养。两三年后，他们开始搭棚子住，自己养鸡，每年养两三百只鸡，去年冬天开始养猪。
如今，他们的4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大儿子在东莞做厨师，二儿子入赘到安徽，三儿子夫妻俩都在上芬村附近的工厂打工，最小的孩子正在读初三。
无奈之中屡次搬迁
有时政府会有补贴，对他们来说也算一份收获
洗瑞眉来深圳之初租种田地，也养母猪，四五年后，由于土地被征收，必须搬迁，而当地政府支付的搬迁费、青苗补偿费、棚子的费用等，共2万元。
洗瑞眉对这样的搬迁十分满意。
1999年，他搬到了龙胜村，该村有一座“老人山”(即墓地)，本地人在那里搭建棚子，然后租给外地人养猪，每平方米的月租金2元钱。当时，那里已有六七个养猪户。于是，洗瑞眉也用积攒的一点钱，开始养猪，一年养100头左右，可收入2万多元。
2000年，这座“老人山”也被征收了，这次，他获得搬迁费600元。之后，他搬到了现在的赤领头村，在一家塑料厂背后搭建起了养猪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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