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打进喉咙时候，杨海燕的面部还保持着笑容。给杨灵送完这张成绩单，寒假就要开始了。杨海燕和于清是典型的青岛
美女，身高都是1.7米，和北海舰队副参谋长的儿子杨灵站在一起，还显略高一点。3个人是同班好友。杨海燕看向窗外，没留意桌上有一把“59式”手枪。于清笑着拿起枪说:“海燕，这枪还挺沉的。”杨海燕一扭头，于清就扣动了扳机。杨灵在一边埋头看自己的成绩单，忘记了那把被自己偷拿出来的父亲的手枪。1981年1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3个17岁孩子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幕。
原文标题：意外枪击后的26年
记者◎葛维樱 马芳
她活了下来
子弹在不到1米的距离，从咽喉射进，脖子后射出，按常理是致命位置。杨海燕觉得“忽然飘了起来”。子弹贯穿了脊椎，“除了脊髓，哪里也没有伤到，子弹甚至没有碰到食道、大血管”。杨灵迅速给父亲的司机打电话，把杨海燕送到青岛401医院。杨灵的母亲回家一看，“地上没什么血迹，还以为伤得不重”。杨海燕的伤口是梭形，中间的直径也不过1厘米。但在“c7t1”的部位，也就是颈椎的最后一根骨头和胸椎第一根骨头之间，是一个直径2厘米的洞。
“医生说要一辈子躺在床上。我都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杨海燕的母亲孙瑞平是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父亲杨德渐是青岛海洋大学的教授。两个人都是看中事业的知识分子，“文革”后刚好40多岁，“我们平时都不怎么管两个女儿”。杨海燕是老大，学习成绩出众，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还没来得及规划孩子的未来，也不知道她自己有什么想法。至少可以工作吧”。20多年里完全活在照顾杨海燕的沉重压力下，孙瑞平和杨德渐已经记不清女儿没出事前的性格了，只说“很聪明，有点内向。擀饺子皮特别快”。
孙瑞平当时还问:“不能下来洗澡吗？”孙瑞平的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师长，抗日时战死长沙。夫妻俩北大毕业，“我都没法想象，她以后不洗澡的生活怎么过啊！”当孙瑞平第一次看到杨海燕大便失禁在床上的时候，她第一反应是“怎么了？”急得到处找大夫和护士，“护士来了，用最司空见惯的语调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以后都要这样了”。孙瑞平和杨德渐于是沉默了很久没说话，杨海燕当时非常清醒，她说:“我连累你们了。”杨德渐就说:“咱们一块过吧。”
枪击案的判决
杨海燕在医院躺了10个多月，直到1981年11月判决执行。1月份发生枪击案后，这个意外变得越来越复杂。杨德渐的第一份申诉中，把杨灵的父亲杨汉黄也一同列为被告，因为于清和杨灵都未成年，监护人可以作为被告。对于杨汉黄，杨德渐指出他违反武器保管条例，对案件负有重要责任。
“我家一开始和于清的父母商量，两代人一起把孩子养起来。”杨汉黄说，“但是我一进杨德渐家门，杨德渐就说，我们是平民百姓，以后全靠你了。”“我当时就觉得不行，这就赖上我了？这是两家的事，怎么都在我头上？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按照法律办。”
杨灵的父亲杨汉黄是海军北海舰队副参谋长，是“海空雄鹰团”立有战功的飞行员，在抗美援朝中击落美军战斗机两架。本来准备外出的他，意外又坦然地接受了采访。“这么多年，法院没有一人来和我了解情况。”由于一般人对“杨司令”的想象，杨汉黄变成了案件中重要而一直被遮蔽的信息源。按照当时部队对军级干部的规定，允许拥有自卫手枪，至今人们还经常传说:“这把枪是毛主席奖励的。”杨汉黄说，杨海燕的意外是他一辈子的心结。“我对儿子管教不力，私自找枪玩，我自责歉疚终生！依法赔偿，无可厚非。”但是78岁的杨汉黄颤巍巍地拿出厚厚的材料，他始终强调，“我没有违反武器保管规定。组织上按规定给军以上干部配备的家用自卫手枪，我严守家用之规，从不拿出家门。”对于杨汉黄的枪，从中共中央，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海军、北海舰队、青岛市市南区公安分局、法院，层层调查过。当时甚至找到了已经复员回家的一位公务员。“他是专门替我擦枪的，经过调查，是他教会了杨灵给枪上膛。”得出的结论是，杨汉黄没有违反武器保管规定。“所以，组织上没有追究我责任，也没有收掉我的枪。”
杨灵和于清当时都只有17岁。1981年，刑事案件非常少，还没有出台《民法》。两个未成年人都被判“过失伤害罪”，免于刑事责任。根据当时的生活水平，判决两家各出5000元。赔偿杨海燕家的经济损失。杨德渐一直写信上告，认为经济赔偿太少，杨汉黄有可能利用权力，左右司法公正。案发3个月后，部队在青岛招考航空飞行员。“参军就是前途。”杨灵成为全市入选的9个男孩之一。这个消息让杨灵一家充满了希望。杨汉黄说:“我有三个儿子，只有最小的这个杨灵，有机会子承父业。虽然有罪在身，但当时招飞的有关部门和首长都认为，应该给杨灵一条出路。”杨汉黄并不避讳自己的权力优势，但由于官司和杨德渐的上告信，最终还是没有为杨灵网开一面。此后杨灵一直无业。
一个家庭的苦难
有很长一段时间，孙瑞平睡不着觉。她每3小时给女儿翻一次身，用开塞露帮助女儿大便。“海燕从胳膊上1/3往上都没影响，她说话、思考什么都很快。”这样的情形使孙瑞平简直快崩溃了，“缺胳膊少腿都不害怕，一个好好的人，却不能动”。杨德渐说，“你还是应该钻研工作。好分散一下”。老两口现在已经写了十几本书，目前两人正在合作写《中国动物志》，里面某一类某一纲某一目的海洋动物，厚厚一大本。两个人研究领域相同，整天埋头于堆满动物标本玻璃瓶的狭小实验室，用工作暂时麻痹苦难。杨海燕的妹妹本来喜欢排球，想考体育学院，后来也放弃了。一家人从早到晚都不能离开以杨海燕为重心的生活。
截瘫后，杨海燕的心态和脾气都渐渐发生了变化。在她的残疾人证上，她穿着花衬衣还是非常漂亮，浓眉大眼，嘴巴笑得弯弯的。“那是一开始，我觉得还能站起来。”但是现在，杨海燕已经不再愿意见人。她的手像鸡爪一样，肌肉萎缩到无法分开手指。“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她已经不再提起他们的名字。杨海燕刚受伤的时候，她还和于清在病房里开过玩笑，“我那时候以为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杨海燕并没有预料过今天这样的生活持续，“我甚至还幻想学医，当个医生，先治好我自己”。前十几年，杨海燕还挺想出门，“几年前我去过一趟家乐福，人货直接接触，和我们那时很不一样了”。每次出门，杨海燕的妹妹都帮她穿上红色高跟鞋，“但是我的骨头已经僵化，很脆，一碰就骨折，还没有感觉。穿鞋越来越难”。
“乐观不能避免痛苦。”杨海燕也曾经守电话，参加广播电台各种抢答节目。因为反应快，她为家里得过很多奖品，父母总是到各处去领奖，“有两台电视，还有空调，其他的小东西更多了”。但是父母不愿意满青岛地跑，去帮她领一些没用的东西回来。杨海燕2003年开始上网，有截瘫人士的聊天室和网站，杨海燕就去说话，“我有视频头，但我不喜欢出形象，别人都唱歌，我总是放别人的歌”。固定聊天的朋友有十来个，杨海燕说:“他们都是工伤，有保障的，比我强。”
“她从不骂人，可是她说话老是一下子说到别人痛处。”杨海燕的话不多，她有时会抱怨父母，没能给她更好的照顾，“刚受伤不久接受治疗和训练，对生活还可以有一些控制能力，包括对自己的身体”。但是经济情况和父母都要上班工作的现实，使杨海燕没能进康复中心锻炼一些行动技巧。她的肚子越来越大，因为五脏六腑都换了位置，而四肢肌肉萎缩，又特别细，过了最佳康复时间，不可能再康复，只能完全依靠父母。父母这些年从没出过青岛，“看我们的同事，这个年龄都是老两口出去玩”，父母总是让着女儿，但疲惫和衰老已经强迫他们想办法应对。70岁的他们一个骑自行车飞快赶回家，“翻身晚了她要生气的”，一个顶着烈日忍受股骨头坏死的疼痛慢慢地走回家去做饭。他们曾想把女儿送进疗养院，“毕竟我们老了，照顾不了，但是她说，要去我们3个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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