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至7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决定将森林法修改草案和药政法草案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修改。
7月14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我国商品生产正在迅速发展，商业体制与之不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要在深入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同时，采取积极态度，有领导有步骤地改革城市商业流通体制。《报告》提出了城市商业体制改革六个方面的意见：一、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权力，加强行政管理；二、改革日用工业品一、二、三级批发层次，批发站与市批发公司合并；三、建立城市贸易中心，逐步形成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批发体制；四、小型国营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转为集体经营或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五、国营零售商业和饮食服务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六、正确执行价格政策，严禁转嫁负担。7月1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报告》并发出通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切实加强领导，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流通。《报告》提出要解决好七个方面的问题：一、发展多渠道流通；二、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三、改进价格管理办法；四、改革农副产品批发体制；五、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六、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七、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经营设施。
7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书记处决定，改革干部管理体制，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采取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办法，缩小中央管理干部的范围。中央原则上只管下一级的主要领导干部。
7月27日至31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问中国。访问期间，邓小平主任、赵紫阳总理分别会见杰弗里·豪。邓小平在会见中指出：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50年不变。我们非常关注13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1997年后的事情。外交部长吴学谦同杰弗里·豪就香港问题的主要方面举行会谈。会谈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就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达成协议。
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通知》指出：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是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补充通知》同时要求严格区分“三种人”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各种错误或罪行的人的清理和处理问题也做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
7月，北京天桥百货商场正式宣告成立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责任制，为国内商业企业实行股份制开了一个先例。公司成立后，开始发行第一期股票(由工商银行总代理)，并进行内部机制的改革：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采取择优汰劣的用工制度，分别不同情况与职工签订短期、中期、长期合同；推行干部聘任制；总经理同中层经理签订任期目标责任书；打破原来的级别工资制，实行效益与奖金(工资)挂钩的分配制度。 同月，武汉市在全国率先放开蔬菜市场，变统购包销为多渠道经营，变计划上市为市场调节，变计划价格为浮动价格，将蔬菜收购站改为交易站，零售菜场货源由分配式或采购式变为产销直接见面，对手成交。“管住两头，放活中间”。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实行多渠道流通。这项重大改革使武汉市蔬菜市场出现新面貌，形成新格局。
8月6日，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 ：为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必须抓紧进行改革。要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
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对机械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会议认为：现行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和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和“四化”建设的顺利实现，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并为整个工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经验。会议提出：工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从根本上解决条块分割问题，打破地区、部门界限，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和专业化协作。
8月20日至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40周年庆祝活动，并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进行了国事访问。
9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若干规定》指出：为了适应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在坚决纠正轻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错误倾向的同时，对现行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增强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学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9月9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除了调整价格体系外，还有一个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9月13日，陈云给赵紫阳复信，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自己表示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9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的情况报告》。《报告》说：目前，除西藏外，全国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调整后的县委常委和正副县长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者，由原来的10．8％提高到45％，有专业技术职称者占15．4％；除北京、上海外，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下；班子人数减少了18％。9月15日，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外贸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对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报告》提出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企分开，加强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简政放权，充分调动外贸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实行进出口代理制，改进外贸经营管理；改革外贸计划体制，简化计划内容；改革外贸财务体制，加强经济调节手段。
9月23日，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编译的新版《列宁全集》前4卷出版。这部《列宁全集》共60卷，以俄文第五版为基础并增收后来发现的许多新文献编辑而成，是当今文献最丰富的一部《列宁全集》。
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还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中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保持香港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这些方针政策将由全国人大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以规定，并在50年内不变。中英两国政府草签的文件还包括联合声明的3个附件。双方将在正式签署时交换的备忘录也签了字。附件一就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了具体说明。附件二就中英两国成立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联络小组的事宜作了规定。附件三就中英两国将成立土地委员会处理香港土地契约的问题作了规定。
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形势越来越好；但农村经济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特别是还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仍末摆脱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解决好这些地区的问题，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为此，《通知》提出六个方面措施和要求：一、明确指导思想，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因地制宜，发展商品生产，增强本地区经济的内部活力，要纠正单纯救济的观点；二、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比一般地区更灵活、更开放的政策；三、减轻负担，给予优惠；四、搞活商品流通，加速商品周转；五、增加智力投资；六、加强领导，督促各项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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