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新学期开始了，上海市去年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今年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月内编撰出炉的新版高中历史，由于时间仓促，新版教材只出版了“第一分册”，内容只有五单元66页。到本报发稿为止，该书的另外一半内容还在紧张编写当中。一个学期的教材，分次出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十分罕见
“我已经辞去了高中历史的主编，新编出来的高中历史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在接听南方周末记者电话时，上海版高中历史主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拒绝对刚刚出版的华东师大版高中历史第一分册发表任何意见。
在此之前，由苏智良担任主编主持编写的高中历史在上海市全面投入使用才一年时间，就被上海市教委决定从今年9月起停止使用。这本历史教材，很有可能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科书。
据悉，这本被废止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完全是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课程方案和《上海市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的，早已经通过了上海“课改办”的审查，在试用3年后，去年9月1日起作为上海“二期课改”教材，在全市范围内投入使用，当时有媒体将这套历史教材誉为“酝酿8年的进步”。
风波的起点，要追溯到去年9月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
去年9月1日，周看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发表后，被国内外的一些媒体编译、转载、摘编，标题变成了《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比尔·盖茨替代毛泽东》，网络论坛上也出现大量与此相关的帖子，讨论中出现了“政变”、“橙色革命”等字眼儿。
内文导读——
早前报道 苏智良：是改变不是政变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贺靓 发自上海
去年修改“苏版”
“我很惊讶，我写的一篇报道在中国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响，对主编辞职、教科书被停用我很遗憾。”9月9日，正在和朋友聊天的《纽约时报》北京
分社社长周看(Joe Kahn)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周看回忆说，去年当他看到上海的新版高中历史教材里“长期占很大比重的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相对减少，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交所都进入教科书，政治英雄让位给经济英雄，而美国的中学生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华盛顿等政治领袖的生平，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信号，这是我写那篇报道的动机”。
去年9月1日，周看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发表后，被国内外的一些媒体编译、转载、摘编，标题变成了《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比尔·盖茨替代毛泽东》，网络论坛上也出现大量与此相关的帖子，讨论中出现了“政变”、“橙色革命”等字眼儿。
虽然时隔一年，提起这些报道和网络上的帖子，苏智良还是很生气，“上海历史教材整套教材包括初一的中国史、初二的世界史、上海乡土史、高一和高三历史，共9册教材。《纽约时报》记者并没有仔细阅读全部教材，只把眼睛盯在高一教材上，而且对高一教材的评价也非常片面，这种态度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国内的这些媒体在编译、转载国外报纸的报道时，没有对新闻事实进行起码的核实，没有去翻翻这套教材，就进行新闻炒作。这些不符事实的报道被网络传播以后，一些批评者也顾不上看教材就写文章了”。
为澄清事实真相，一直回避媒体的苏智良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独家专访(见2006年9月28日《南方周末》文化版《盖茨来了，毛泽东也还在》、 《是改变，不是“政变”》)。就在那期报纸出版当天，苏智良和上海市教委的官员一起去教育部汇报工作。在从首都机场去教育部的路上，苏智良在报摊上买了几份《南方周末》，带给教育部的领导同志。
与教育部的分歧落在上海是否有权力审查教材上。有教育部官员认为，按照义务教育法，上海编的教材也要经过国家教育部的审批。而上海教委的意见是：上海是国务院正式下文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自己审订教材也是国家审订的一种形式，与义务教育法不矛盾。
当天，苏智良还在电话中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与教育部领导沟通得非常好，包括一位副部长都看了这期《南方周末》，对编写组驳斥《纽约时报》歪曲新闻事实、澄清真相的行为表示肯定和赞赏；教育部领导嘱咐要将教材修改得更完善。据知情者透露，在工作汇报结束之后，教育部领导还表态说，等媒体炒作过后，要宣传上海历史教科书。
在这样的基调下，编写组在上海市教委的指导下，开始了对高一教材的认真修改。
今年废了“苏版”
但是，事情忽然急转直下。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在2006年10月16日《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以《著名历史学家评上海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为题，一次印发了六期简报，刊登了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北京历史学家对于上海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意见，在列举12条例证后，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意见还认为“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这些历史学家们要求上海地区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据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批评者除了发表会议纪要，随后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
对于上海教科书引发的风波，余秋雨在去年年末的一个公开场合演讲时批评道：“在这个文化乱糟糟的时代，我们缺乏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这样就很难有明确的文化形象。不能为了求稳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前段日子上海改了历史教科书，是个很大的进步。可是面对一些质疑声，我们为什么不大声亮出我们的观点呢？”
2007年4月26日，苏智良与上海市教委的负责人等再次去教育部，参加上海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研讨会，听取北京专家们的意见。从北京回到上海后，苏智良把整理出来的会议纪要发给了高中历史的编写组成员，并针对专家们的意见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具体修改意见，随后，高一编写组进入修改阶段。他们的任务是尽快修改高一历史教材，以便使9月1日出版的高一教材更加成熟与完善。
与此同时，上海市教委不断派干部到北京，向教育部汇报，求得教育部领导的理解、肯定与支持。上海市教委的想法是在原有基础上，对高中历史进行某些修改。
但5月中旬，上海市教委突然决定另起炉灶——今年9月1日，必须出版新的高一历史教材。期间留给编写者的时间不足两个月。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上海市教委成立了新的历史课程标准的专家组和编写组，除了苏智良本人外，原来的高中历史编写组成员均没有被批准进入新的编写组。在这种情况下，苏智良不得不辞去高中历史教材主编的职务。
在南方周末记者一再追问为什么辞职时，苏智良表示，第一，新的提纲与我们的初衷不相符合；第二，在内容上与初中历史部分基本上是重复的，尤其是世界史；第三，两个月要编出新的高一历史，我没有这个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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