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政府这么干，怪缺德的。”孟献龙的声音，即使在电话中仍然能清晰地表达出他的无奈和愤懑。
他1999年时任安徽颍上县八里河镇马店村支部书记。因为一次不属于村民的“挂名贷款”而卖掉房产，举家去福建打工，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他说：“出去要饭，落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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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9月开始，根据上级政策，农行颍上县支行向县各所辖乡镇，以一家一户为对象，发放了一批小额支农扶贫贷款。这些贷款，在颍上县八里河、汤店等几个乡镇并未真正提供给农民，而是被镇政府挪用。取得贷款的方法就是用行政命令加“工作方法”把农民的身份证收取集中，然后去银行统一办理借款支取。
后来银行不断给村民们下催款单。“这叫什么事儿呢！”孟献龙说，他们村子接到了113张银行催款单。
村民交的身份证用尼龙袋装
孟献龙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讲述了当年贷款前前后后的情形。
贷款的前一天，镇里通知村里两委班子都过去开会。八里河镇政府大院的小会议室，坐满了至少5个村的党支部、村委会班子成员。乡领导在会上布置说，县上要发放扶贫贷款，分给各村名额，让把身份证要上来统一办手续。并且要求“党员干部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要带头交身份证”。
当时的马店村民大概有两千六七百人，孟献龙记得那天收了100多人(户主)的身份证。
汤店镇的汤海村村民汤丙云(化名)，当年跟收证的大队会计去了两个邻居家，对当时的“收证”工作记忆犹新。“会计嘱咐村民说，如果上面问下来，就说收到钱了，说拿钱养鸡养鸭都行。”他亲眼看到，村民在收证人走后，便把到手的《小额贷款发放卡》扯得粉碎。“让我们担着名儿，当官的拿钱，当然气不忿儿！”村里的一个老人，事后用曹操杀司粮官前讲的那句话做总结：“借你的项上人头一用。”
1999年基层农行营业点的贷款借款手续中，身份证和私章是体现在合同上的。因为有的村民不交或假称没有私章，所以私章就成了办理流程中的大问题。“镇里让各村统一刻，刻完了拿票到镇里去报销”。马店村贷款，连复印单据带刻私章，花了1000多块钱。每村的办事员都拎着几个尼龙袋子去乡里交差。据村民回忆，后来统一刻的那些村民私章在五岔村路口和彭桥小学都倒出来烧了，“有半口袋那么多”。
当年7月30日的《人民日报》在第2版，编发了一则关于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金融支农的新闻报道：
“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扶贫攻坚计划，努力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确保了扶贫资金如数发放到贫困户手中，加快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做到贷款到村到户，效益到户。”
但至少颍上县的村民没有在这项“扶贫攻坚计划”中受益，他们只是被收去了身份证。
贷款“和村民不相干”
八里河镇马店村，地处淮河流经处，土地丰饶。但境内的煤矿开采造成塌陷，土地失去肥力日渐贫瘠，加之每年汛期洪水泛滥，自然条件不断恶化。农民只能养家禽家畜或者种大棚，“一亩园，十亩田”，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收益。马店村原先由政府投资，搞了一个高科技示范园，支起来很多大棚，马店村就种了100多亩西瓜，长势也好，村民感到很高兴。“后来把大棚拆了，钢骨都被拉走了。心疼也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孟献龙说，就是贷款，镇里开会也没讲这些贷款不给村民做什么用。
直到2004年8月，农行颍上县支行的业务员送来催款单，孟献龙才急了。
县农行城西营业所的人把马店、北流、松林3个村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送到孟献龙家，让“立即还款”，3个村总共约115万元。
让村民担个名贷款就让人很不舒服了，再让村民偿还根本没有借贷过的款，这让孟献龙没法干了。贷款的时候村民就找到村委会反映，村委会承诺说，钱是让镇里拿走了，但如果它后来不承担，那就由村里承担。村民反问说：村里承担不就是还让我们承担吗？孟献龙认为村民问得有道理，所以一见到催款单就“特别恼火，宁可党员不要了，书记免了，也不能让他们这么整我们村子！”他先去找了农行，被告知这批贷款是政府对农户“倾斜”的，“不好要就不要了”。然后他又多次找镇里，最后得到的答复是：“这些钱不用还，和农户不相干。”过了不久，镇上让各村把农行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都交上来，孟献龙多了个心眼：他把113份催款单据都留下了。
财政贴息贷款的吸引力
在当地的某些官员眼中，扶贫性质的小额贷款是有着独特的吸引力的。“小额支农贷款是财政贴息的，比常规的农业贷款要低5%，而银行是要盈利的，那么这部分利息差就由财政来贴补，这也是国家体恤农民的实惠政策。”农行颍上县支行副行长姚群如此解释。总体指标大，又是低息贷款，有权的部门动了一番脑筋能拿到，之后就用这笔钱做事情。
农民贫困，国家贴息贷款，但农民不知道：不知道政策，不知道程序，不懂关于法律法规的细节，这就给“挂名贷款”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孟献龙在赴南方打工之前，把2004年马店村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留给了村民，并把自己的一份复印件留下，在上面写了证明：“我村153户扶贫贷款群众没用，全部由八里河镇用完。证明人孟献龙2006年4月8号。”
事情过去了近8年，当年贷款的乡镇官员也有变化。在汤店镇一次全乡大会上，镇党委书记王心强对台下的村民说，当年汤海、五岔村是用你们的名贷了430万，我们镇政府用了，你们可以去告。
如今参加过那次大会的村民，对书记的这句话几乎都能记得。现场有的村民甚至偷偷用DV把这一幕拍了下来，一直留到现在。
1999年到底贷出了多少小额扶贫款？多少村镇参加？涉及多少户？这些只有发放的银行才心知肚明。而对于《民主与法制时报》提出的这些问题，作为颍上县支行副行长的姚群只是声称，那时银行还有些计划经济体制的味道，政府部门对农行的指导性尚存。但涉及到具体数额，他表示，要查档案才能知道。
“如果是采访，我就不能跟你说这些。”该行的信贷部经理郭亚军一脸严肃地表示。后来郭又说可以去查一下，40分钟后，他对记者说，因为有的档案还在乡下的营业所里，前几年几个乡下营业所撤并，档案集中到支行，但管档案的人出去了。最后他总结似的说：“不可能查到。”
八里河、汤店等乡镇农户给《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出示了当年的《颍上县小额贷款发放卡》和《中国农业银行农业贷款借款凭证》，村委会、乡政府、农业银行签的日期都是1999年9月22日。几百上千户的小额贷款，从村委会到镇政府再到农行，手续在同一天办理完毕。
“银行催款单”的全称是《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该通知书用手工填写，其中填写的贷款到期时间不一，从2000年12月18日到2004年8月1日都有，这些贷款“逾期”了不止一年。其贷款金额从2000元到4000元不等，期限大都是18个月。从银行催收表格的数额来看，自贷款开始，贷款人就从来没向银行偿付过一分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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