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人物专访系列之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富人中国,穷人中国以及中产中国
赵晓教授的部分观点一览
赵晓:我国有三部分人,一个“富人中国”,数量有几千万,是投资理财最核心支柱的人群;一个“中产阶级的中国”,大约在5亿左右,他们用于消费和用于理财的钱是比较平均的;另外,还有7亿多的穷人,他们干了活也还是活不好
赵晓:以前老百姓宁可去储蓄,因为储蓄非常保险,但跟现在股票房产的高风险高回报一比,储蓄利率太低,收益也太小。加之通货膨胀等因素,钱存在银行就是越来越不值钱。所以我说,买房炒股是中国人民最理性的选择!
赵晓:目前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到75%以下,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由“九五”的15%下降到“十五”的12%,也就是说一些人仍然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赚得工资获取收入,而另外一些人却可以靠钱来生钱(房租、证券或股价收益等)获取收入,显然“富者恒富穷人恒穷”的局面更有可能持续乃至恶化。
股票:牛市不言顶
房产:风险虽大,值得投资
房市的泡沫要比股市大得多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周璇 采访整理

汤臣一品显然是富人中国的
2007年8月23日,上证指数开盘直接毫无悬念地冲过了5000点。这是中国股市成立近18年来沪指首次跨越5000点这一整数关口。而就在前一天,央行宣布本年度第四次加息——但这丝毫无碍那些跃跃欲试把钱放在银行里的人。种种迹象都在昭示着一个个人投资理财时代正蔚然大观。本刊就此话题专访了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
中国已经进入个人理财时代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国内理财市场近年来的大发展?
赵晓:整体来看,中国已经步入了个人理财时代,这从许多方面都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的储蓄存款占到了GDP的1.6倍,许多人手上都有不少闲钱;比如住房的购买,股票市场的活跃,有很多人投资于资产,并且从资产里面获得收益;另外还可以从中国现在的收入差异看出来。现在收入差异主要并不是工资差异,更大程度是有些人能从资产中获得收益,而且这部分的比重正在越来越高。同时我们也看到各类代理私人理财的公司越来越多,各种关于理财的会议、论坛也层出不穷。所以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理财时代,这和中国人收入的提高,和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人物周刊:中国多年来都是内需不足,储蓄过多,银行低息,但现在投资理财领域却变得异常活跃。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赵晓:以前老百姓宁可去储蓄,因为储蓄非常保险,但跟现在股票房产的高风险高回报一比,储蓄利率太低,收益也太小。加之通货膨胀等因素,钱存在银行就是越来越不值钱。所以我说,买房炒股是中国人民最理性的选择!
人物周刊:对大多数人而言,手上的钱究竟是用于消费的多,还是用于投资理财的多?
赵晓:这得分人群来看。我国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高等收入者,数量有几千万,这是一个“富人中国”,在全世界都可以买最好的东西,属于不干活也能过得很好,是投资理财最核心支柱的人群;而穷人则是干了活也还是活不好,这部分有7亿多。还有个中产阶层的中国,属于那种干了活就能活得还可以。这个收入阶层的人口大约在5亿左右。其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000至7000元之间,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其消费正在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数量追求型向质量追求型转变,出国旅游、购房买股也正成为时尚消费/投资的目标之一。中产阶级用于消费和用于理财的钱还是比较平均的。
人物周刊:新近的这次加息将会给理财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赵晓:不会有什么影响。现在利息上调,唯一的影响,就是尽可能不让储蓄存款的利率变成负的,使得储蓄存款“搬家”的进程能更缓慢一些,说白了就是安慰一下老百姓,特别是社会边缘人,不要让他们觉得存在银行的钱是负的亏的,否则他们就会把钱取出来去做任何一项投资了,主要是拖住这部分人。事实上对于那些喜欢投资的和有投资意识的人来说,加息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投资的回报远远高于利息。而且,随着投资的工具越来越多,资本市场发展的形态越来越丰富,未来理财人群的队伍也将越来越壮大。
资本收益时代, 富者恒富穷人恒穷
人物周刊:中国人(集体)的理财意识,或者说全民的理财运动,大约萌发于何时?是受什么因素的促使?
赵晓:理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兴起了,最早是以商品买卖为主,有人买君子兰,还炒过一段时间邮票,后来以股票为主,买原始股。97年之后就是房地产——这是两拨最主要的。现在还有一拨做保险的,将来可能还会更多,比如企业债券,风险投资PE。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越来越有钱,2001年中国人均收入过了1000美元,现在已经接近2000美元,这是理财意识萌发和觉醒最根本的原因。有了钱后,有相当一部分钱是花不完的,存在银行利率又太低,自然而然就想到拿出一部分来投资。
人物周刊:过去的两三年,理财运动对于整个国民财富的分配产生了什么影响?
赵晓: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个人理财的所谓资本收益时代,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严重失衡,目前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到75%以下,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由“九五”的15%下降到“十五”的12%,也就是说一些人仍然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赚得工资获取收入,而另外一些人却可以靠钱来生钱(房租、证券或股价收益等)获取收入,显然“富者恒富穷人恒穷”的局面更有可能持续乃至恶化。
人物周刊:持续拉大的贫富差异是这两年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
赵晓:对。目前这一类似“拉美化”的畸形收入分配格局将必然扭曲市场上的消费和供应,并导致贫富差异的“感受”完全不同。以住房为例,对于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层来说,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住房供应使他们不仅在自住房方面有了更多更自由的选择,还在置业方面使他们有了更多更有价值的选择,因此他们对住房市场化总体上是满意的,对房价上升的批评也不多。然而,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房价的上升已成为无法忍受的现象。这里面的问题,与其说是房价问题,不如说更多地是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这个大背景问题。
中国也曾有过收入相当平等的时代。在1980年代时,中国的基尼系数才0.1,是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然而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成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近几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又进一步上升到0.45以上,中国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演变成世界上贫富程度极为悬殊的大国,并且进入到社会随时可能因贫富悬殊崩溃的国际警戒线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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