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编者按：地方党委换届已基本结束，被精简下来的各级副书记去了哪里？他们心态如何？另一方面，也有专家提出，如果“减副”改革能成为预算改革的一个契机，则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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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副后正常运行
6月28日，随着山东省委常委的集体亮相，持续近10个月的地方四级党委换届工作基本结束。
此次地方换届，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思路：“减副”。这是本次地方党委换届的最大看点。
本报曾指出，这是一场“对折式”改革。公开资料显示，全国省级党委共设67名副书记，比上次换届时的158名减少91人。目前，被精简后的副书记们纷纷离开原任岗位。
以浙江省为例，四级党委，几乎每级都实现了“一正两副”的配置。浙江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2月中旬，浙江省90个县(市、区)委共减少133名党委副书记。
2007年6月16日，浙江省委新班子亮相。在2006年初的省委副书记中，只有省长吕祖善和原政法委书记夏宝龙留任。
2006年11月，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进京担任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2007年2月，原省委副书记周国富担任省政协主席，另一名副书记梁平波则担任政协副主席。
省会杭州
，2月13日，当地的市委就进行了大调整。原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王金财升任专职党务副书记。
原有副书记中，除纪委书记叶明继续留任副书记外，2007年初尚还在任的另4位副书记孙忠焕、蔡奇、于辉达、朱报春，除市长蔡奇外，均退出副书记序列。
原杭州市长孙忠焕转任杭州市政协主席，朱报春转任市政协副主席，而于辉达则担任杭州市人大副主任。
“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打造增长极、提高首位度”。7月27日，杭州的中共党代表们审议通过了《中共杭州市委关于制定杭州市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打造增长极规划的建议》。
新的杭州市委已正常运作。这已是半年来，这个新诞生的市委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常委会之外，党代表们的权力获得更多尊重，面对将会影响全市数年的大型规划，他们获邀分组讨论，对这一建议作出了表决。
“这是党委决策的巨大改变——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由主体多元变成了集体一元。”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郭亚丁说。随着全国各地四级党委换届的顺利结束，新的体制正在探索中逐步建立。
副书记的感受
而随着机制的调整，另一种担忧也出现。
浙江省委党校一位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以前，常委和副书记，副书记和书记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相互间的交流仍能畅通。副书记职数减少后，常委、副书记和书记之间拉开了距离。
这位教授认为，在“一正二副”模式下，身为“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对常委的晋升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一旦失去合理制衡，书记可能会越过两位副书记直接对常委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党委书记权力更大更集中的局面。
“这确实很值得研究。”郭亚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按要求，换届后，常委班子可设一名专职副书记。可是“专职副书记”的责任界限，中央文件里只有一句话，“可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受书记委托负责其他工作”。由于没有更多细则，在实际执行时，专职副书记很难独立开展工作。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浙江金华某县一位留任的专职副书记承认，“减副”前，他分管政法委，职责明确，换届成了专职的党务副书记后，却变得困惑。“好像什么都能管，却什么都管不了。”
“协助书记处理县委日常事务”，这在过去是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职责，如果副书记来管，很容易沦为正职书记的“专职助理”或“大秘”。
而“受书记委托，负责有关工作”，又缺乏明确的职责范围界限。自己能否接受委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记的个人意志甚至是私人关系，随意性增加。
这名副书记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同事眼里，自己成了党政正职之外排名最高的“第三把手”，比降为常委或到人大、政协等机构任职的同事幸运不少，但他却感觉自己的位置有些尴尬。
一个例子是，作为经济发达的著名县级城市，该市书记经常外出，这也给他出了道难题。按规定，书记出差时，作为专职的党务副书记，应代书记处理党务，但他却觉得很难这样走，“担任副书记的市长比我排位靠前，总不能我主持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广西调研时也发现类似情况，该刊发表的文章称，“在新的分工下，有相当部分的专职副书记成了‘书记助理’，与党委秘书长、县委办主任干的活差不多;有的专职副书记成了‘打杂书记’，什么活都干、什么事都管。从另一方面看，又可以理解为什么事都可管可不管，显得有些尴尬。”
郭亚丁曾接触很多党政官员，他承认，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肯定存在。但他认为，这只是“个别”情况，可以通过“重大问题由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等程序性的配套制度完善。只要对权责清晰界定，在制度上进行规范，问题就应能解决。
副书记们流向哪里
郭亚丁和多位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党委“减副”，直接压缩了县乡两级基层干部升迁的空间，是否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乡镇一级，以从政为职业的人很多，减少副书记，就等于减少了他们的希望。”
已转任县级市政协主席的李杰(化名)完全同意郭的看法。今年1月，他刚刚从副书记任上退居二线。
李杰举例说，按制度规定，如果他坚持不退，一旦升任县委书记，就能成为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属副厅级干部，退休时一般会享受正厅级待遇。而一旦转任县政协主席或人大主任，退休时一般只能享受正处级待遇。
“说实在的，我是真不想退。”李杰说，无论是从政治前途还是退休待遇考虑，他都曾心有不甘，但换届前，上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让我们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这对李杰有所触动，他说，这符合升迁规律，自己毕竟已经52岁了。
和他一样，另一位转任人大主任的副书记，也已超出50岁，已无升迁机会。“我们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也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李杰说，县级以上被“减副”后的副书记，往往年龄都已过大，除部分适龄的干部被交流外，大部分或转任人大政协，或直接退休，“减副”工作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换届后被“减”掉的县镇两级副书记们，往往正是年轻的干部，且都是从相对优秀的干部中选任，在业已饱和的人事下，很难再进行安排。
为了缓和矛盾，各地方不得不采取各种变通手法，安抚这些尚年轻的乡镇副书记们。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由于中央只要求党委班子必须“一正两副”，但对县直机关设多少局长并无刚性要求。除部分副书记升调转任人大、政协外，大部分副书记们最后都得以升调，改任县直各局的副局长。
这是一种相对使用比较多的办法，“我们这被减掉的3个副书记，除一个调任别的乡做副乡长，其他的都当了副局长。”浙江温州的一名镇长说。
另一种方法则是以加“括号”的方式，安抚被“减”掉的干部。“被直接减掉的副书记，县里一般都会给他加括号，注明享受‘副科级待遇’。”这名镇长说。
关于“减副”的敏感性，在省一级党委同样存在。要求匿名的浙江省委党校一名教授说，按规定，党校校长往往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但这次浙江省委党校的校长，却由分管组织部的省委常委兼任。而坊间之前则认为，这位常委应该成为省委副书记。
7月10日上午，新校长走马上任。在省委党校副处、副高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当着在座教授们的面，省领导当场和新任党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现在享受副书记的待遇啦。”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改革必须考虑受损者的利益，具体到此次地方党委换届，政策设计者也确实充分考虑到了受损者的利益，为副书记们保留了尽可能大的体制内利益。
也有人指出，应该尽量避免其他机构的膨胀，比如政协的副职可能因执政党“减副”而增加，比如一些政府机构的副职依然很多，国务院个别部委的副职甚至高达十几个，政府的“减副”确实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这又取决于政府职能的深层调整。
“改革方向已不可逆转，”上述浙江省委党校的教授说，“先是常委会，然后是全委会。先是党内民主的扩大，再转向更大范围的民主。这一定会成为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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