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大显神通
> 1934年8月，红军被迫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侦察局）在王诤局长、伍云甫政委主持下，随中央红军出发，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 由于离开了根据地，军委机关和各部队每天都处在流动之中，军委每天侦察通报敌情，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同坚持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分局的联络，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战略协同，都只能依靠无线电通信这个唯一的手段来实施。每次战役战斗发起前，先由王诤作出通信保障计划，列人军委的作战命令。
为了突破长征开始后的第一道封锁线，10月18日，下达了新田、固陂战役命令。王诤拟定了周密通信保障计划，对红军10月21日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指挥机关和各部队都处于急速行进状态，只有在行军大休息和宿营时才能架设天线，展开工作，往往此台开机工作，彼台仍在行军途中，无法沟通联络，对保持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造成严重困难。为了解决这道难题，王诤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办法。三局当即决定:随军委总部行动的一、六两个无线电分队，采用交替前进的办法，每天24小时内，两个分队中始终有一个分队处于工作状态，各军团电台不论何时呼叫，总部电台都可随时应答。以军委总部电台的相对稳定去适应各部队的极大流动，从而始终保持了中央军委对各部队的不间断的无线电指挥。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挥调动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的狭小地域内，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王诤及其领导下的军委三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仅军委与各军团间的来往电报即达280余份。除保证联络畅通外，王诤还利用红军作战空隙，同大家一道，进一步探讨对国民党军队无线电通信的侦破工作。他利用敌台报务员在通信中的交谈，或关于驻地、军情、生活等方面的通报，巧妙地获取重要情报，取得显著效果。国民党军队电台之间配发有一种简易密码，供互通情况之用。王诤熟悉这种简易密码的编制和使用规律。在他的研究、思考和传授、指导下，红军通信战士逐步掌握了这门技术，从而奠定了破译国民党军队无线电通信密码的基础。
长征途中，当张国焘闹分裂危及中央的时刻，中央要求尽快与二、六军团沟通联络，周恩来指令王诤完成这项任务。但是，中央军委与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联络，早在8月份就已中断，对二、六军团无线电联络的电台和密码本都在四方面军。
王诤接到周恩来交给的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昼夜守听。他像作战紧要关头一样再次亲自上机，在过去联络过的波长范围内不停地寻找。经过半个月的艰苦搜寻，终于在1936年1月27日夜12时，王诤从一个熟悉的发报手法中，辨认出是红二、六军团的电台正在同红四方面军的电台通报，于是将发报机调谐到四方面军电台的频率上，插进去呼叫，引起对方报务员的怀疑，便问:你是何台?
王诤回答:我是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
队长上机后，双方约定了联络办法。
当军委三局电台同红二、六军团电台沟通联络后，因没有密码，发出的第一份电报用的是明码，内容是:“弼兄(指任弼时):我们已到陕北保安，豪密留老四处……弟豪(指周恩来)。”
这是周恩来发给任弼时的一份简短明码电报，说明中共中央已到达陕北，原与二、六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留在四方面军。接着中央电台与二、六军团电台约定了密码。恢复联络后，中共中央了解到二、六军团的基本情况。对二、六军团来说，则得知中共中央已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同时也澄清了在此之前同他们建立联络的电台并非中共中央的，而是四方面军的，从而对张国焘有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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