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再三磨合，大体上有这么些共识：必须鼓励新见，更要发掘新见，但无论新见旧识，着眼点首先都是是否能在思想上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其他；其次，《读书》不是学术性杂志，文章可读与否，是它的生命线。它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应当可供他们“卧读”，而不是同人的学术杂志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自嘲为“不良老年”的沈昌文先生，江湖人称“沈公”。老先生在出版界“厮混”了50年，用他的话说，“不是小数了，满够吹吹的。”自1980年调入三联，至1996年退休，这50年里倒有16年在编《读书》。
老先生风趣机敏，活得潇洒，76岁高龄打扮得像个二十啷当的小年轻，红T恤、八分裤，背只大大的双肩包。他笑嘻嘻说自己很忙的，天天要上网潜水，“新浪博客我都要看，方舟子跟人吵架我也很关心。”
可是最近有点烦。对于网络上有人称他为此次《读书》编辑部改组的幕后黑手，老人家很是郁闷。他说自己早已退休，只是一介老头儿，对于三联的事情，“他们（指现任领导）来问我，我就说说。他们问我好不好，无论什么事情，我都说好。假如他们想去哪里投颗原子弹，要问问我们这些退休老头的意见，我也会毫不犹豫说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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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看不懂现在的《读书》，早就不看了。但是换不换人是他们的事情，我这个老头退就退了，绝对不管身后之事。”
不管事不等于不发言不表明立场，大多数人吞吞吐吐，或者避而不谈的时候，老先生旗帜鲜明，“我挚诚竭力地拥护吴彬同志当选执行主编”，因为“她是创刊时就在的元老，是成熟又有能力的编辑”。至于汪晖，他也表示要为他说句公道话，“他是三联从外面延请的主编，一用11年，如果说因为《读书》不好看了，所以不用人家了，那么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才说这个事儿？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他身上。”
他很是为吴彬担心，因为“时代不同了，过去我们办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现在很难了……慢慢来吧”。忽然又警醒起来，“哎呀，人家提醒我了，叫我不要评价吴彬，更不能表扬她，越是这样她越为难。”
总之，老先生觉得评说当下甚是为难且不是时候，“就说点过去的事儿吧，不然我们就不要谈了。”
这一谈，不得了，老先生连称痛快。
“你们凭什么办思想评论刊物啊，不是已经有《红旗》了吗？”
我是1980年调到三联编辑部的，当时《读书》已经创办一年了，但是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编辑部。三联编辑部隶属人民出版社，《读书》的编辑工作就归在这个编辑部。
我并不想去，我会洋泾浜的英文，此外还会世界语、波兰语等四五种外文，都是自学的，我想去商务印书馆，搞外文出版。但是领导坚持让我去《读书》，因为我的党员身份，特别派我去，把关吧有点这个意思。
我那时是很听党的话的，绝对忠诚的。后来嘛，因为办刊常常被上峰批评，学滑了，学了些“跪着造反”的技巧。
《读书》两个字看着简单，其实非常不简单的。我虽然没有赶上创刊，但是因为就在一个楼里办公，并且就在一层楼里，前后我都清楚的。
它创刊于1979年4月，实际筹划工作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1978年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年11月召开。这次会议过后，思想界包括出版界空前活跃，那不是一阵春风吹来，简直是“刮”来。
回头看看创刊当时的组织安排，应当也是大手笔所为。《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时不是独立机构，仅有一名义而已）。这一来，出版界的各路英雄豪杰就自然集合在一起了。
陈翰伯为主牵头，他是时任出版局局长，相当于现在的新闻出版署署长。陈原任主编，但他的职务又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这二位主要是遥领，对的，遥控领导。在当时，他们心情激动，思想热忱，关心时局，非常坚定地要做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
在他俩之下，史枚任执行副主编，冯亦代、倪子明是副主编，范用是个中灵魂人物，他当时担任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分工负责这个部门。
1980年我去的时候，职务是编辑室主任，其后历任执行副主编、主编，名义上正式当家是在1986年后。
“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这是《读书》的办刊宗旨。我起初并不很知道这个宗旨的分量，无非是执行而已。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
这一下，我才怵然有觉。后来常有人批评我们，我主持工作之后，悄悄在思想后面加了“文化”二字，这是小聪明，不敢跟那些耿直的硬脑壳比，只是这两个字加上之后，哈哈，批评果然就少些了。
乔木同志给我们投稿
1983年前后，社会思潮有反复，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批自由化了。我们总被批评宣传马列不够云云，出版社内部因为压力，也有停刊或者改刊的说法，大伙儿为这愁得不得了。
当年夏天，上面突然要我去开一个会，说是传达胡乔木1983年7月29日在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奖大会上的讲话。很奇怪，乔公开讲未久，忽而讲到了同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似乎关系不大的《读书》杂志。他说这个刊物“编得不错，我也喜欢看”。
他说《读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不够名副其实”，没有“满足广大读者更多方面的需要”。接着又说：“《读书》月刊已经形成了它的固定的风格了，它有自己的读者范围，可能不宜改变或至少不宜作大的改变。”他希望仍然把《读书》杂志办下去，再另外办一个刊物，来满足另一些需要。看来，乔公已经知道有一种声音要停办或对它作“大的改变”，而他显然并不支持这意见。听到这里，我简直要跳起来——喔！这不解放了吗？
1987年某日，忽然收到“胡办”送来一信，其中有乔公写给我和董秀玉女士的亲笔信(秀玉女士当时大概还在香港工作，但她是一直担负《读书》的领导工作的)。我虽然在出版界混迹多年，到这时为止，却从未同部长以上的高干打过交道，更不会有高干知道我的名字。乔公在信中很客气地说，要给《读书》投一稿，是他为自己的新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写的后记，“如何是好，诸希裁夺”，云云。
于是我们复信表示欢迎，并对稿子提了一些意见。乔公全部采纳我们的意见，并说：“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似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此不特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
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常性代表《读书》到上面做检查，某日趁着到上面汇报工作之时，顺便提及此事，并表明乔公对《读书》十分关怀，着实张扬了一下。哈哈，以后日子果然好过多了，没有人再嚷嚷《读书》不听话了。
我不时被叫到有关机关去做检讨时，心里免不了常常浮起一个念头：干吗还要搞什么“思想评论”呢？咱们不如专门去做些书刊评介得了。在老前辈们的主持下，总算没让我退缩。
那时候我一被批评，就会去找龚育之先生，他上个月刚刚辞世。他非常好，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也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是非常开明的党内专家。我有为难就找他，屡次向他请教。
他说，我来给《读书》写文章。他写的是毛主席的读书生活，写得太好了，又符合马列主义又思想解放，这些文章后来又专门集册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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