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此 乐在此——感性说香港
文/王尧
爱在此,乐在此
—— 感性说香港
香港的公职人员小心得像奥运会上的运动员,不是自己的水不喝,不是自己的饭不吃。
在港工作两年,读书一年,回京后落下“言必称香港”的毛病,常因此被同事“诋毁”。“个人游”开放这几年,国人到香港已“如履平地”,人人都有发言权。不过,窃以为,香港的好,是要住久一点才可以体会到的。
香港旅游发展局新推出的口号是“LIVE IT,LOVE IT”,意译为“爱在此,乐在此”,其实直译为“住在这里,爱上这里”也很贴切。再直接些,我爱上的,是在这个石头岛上创造奇迹的这群人。
从上海说起
“九七”回归之前,国际媒体流行“唱衰香港”。十年之后,“眼镜”碎了一地,预言家们大多承认香港仍然“活力四射”,但否认“认错”,称我们“只陈述了一个事实”。
“北京会控制港府的各个部门……满街是跟黑社会勾结的解放军,外商会因受到不公平待遇而纷纷撤走,人民币将取代美元与港币挂钩……”预言家们拙劣的想象可以用可笑来形容,但这十年也并非一帆风顺。
2001年我初到香港,正值香港经济低迷,景气不振。其时世界整体经济环境亦低迷,外向型经济的香港自然要受影响,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经过大阵仗的香港人倒不太为此困扰。最担心的倒是,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特有的优势消失。
当时最热门的话题,是香港会被上海取代吗?从政界要员到商界巨头,从市井小民到媒体巨子,言必称上海∶上海外滩的灯火和维多利亚湾的夜景一样迷人,上海的大厦已经多过高过香港,外国公司总部纷纷东移……总之,危机感很强。
香港与上海的关系,像一对痴男怨女,几十年来一直纠缠不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上流社会许多家族来自上海,种种江湖传闻证实着两地的不解之缘。周到、朴实、温和的首任特首董建华被称为上海男人的代表,据说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当年报考播音员时因为浓重的上海口音而落选,电影《花样年华》里那对男女也来自上海。在香港人眼中,除了珠三角之外,上海是内地最像香港的地方了,娱乐圈许多名人在上海安了家,乐而忘返。
今日香港很多地方像曾经的上海。铜锣湾街头的人流常让人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的南京路;据说,和过去的上海人一样,香港人热爱逛街是因为普罗大众多家中狭小,所以不到睡觉不想回家;据说也是和上海人一样,因为房子的原因,一般香港人从来不在家接待客人,所以餐饮业永远生意兴隆。
然而如今房子已经不是上海人心中永远的痛,逛街和吃饭的目的单纯多了。内地人再到香港,因为想象和现实的反差,人第一反应往往是失望—— 酒店的房间太小、街上的车声太吵、铜锣湾的人太多、女人街的东西太糟。玩吧,海洋公园已经不新鲜了;吃吧,实在太贵;只剩下一件事可做—— 购物消闲,但购物消闲的环境也不如“三年大变样”的上海。
香港没落了吗?且慢下结论。在我看来,比硬件—— 水泥森林、灯红酒绿已不是香港的专利,甚至稍逊风骚;比软件,法治精神和香港精神,让这个石头岛在一定时间内仍然四顾无敌。
公职人员小心得像奥运会运动员
常看香港电影的人都熟悉警察抓人时的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这种“勿谓言之不预也”的告知在香港比比皆是,似乎时时刻刻都在为上法庭做准备。
“不许XXXX”的告示后面,一定有一句“违者将被检控”;大学新生一入学,先人手一份关于抄袭的小册子,再组织学习抄袭的严重后果;学生交作业或论文前,必须先签字画押,确认已知抄袭将被重罚,以避免日后以身试法者以“不了解”为由跟学校打官司。
根据基本法,司法独立在香港得到保障,法院判案不受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公共或私人机关干预,审判公开。每个工作日下午6时以后,司法机构网站会发布次日各级各类法院将审理案件的通告,任何人都可以前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案子,条件只有一个,如有迟到早退,必须向法官一鞠躬。
我曾经到金钟的高等法院旁听过一起毒品案,案情并不复杂,被告被控非法贩运冰毒404克,当日在场的警员是该案的证人。庭审中,被告人只说过一句话—— 否认对他的指控,其余的话都由律师代说。
香港律师费用之高世人皆知,但穷人也不必担心打不起官司。像这样严重的刑事案件,自有法律援助署、律师公会、大律师公会为其提供代理律师。被告的律师虽然是“公派免费”,仍十分卖力地为自己的当事人洗脱罪名。
为了保护普通民众利益,香港法院奉行普通法制度下的“宁纵毋枉”原则,作为控方的政府律政司常常败诉。好在,这起案子在多次开庭后,陪审团认定被告罪名成立。胜利来之不易,警察们高兴地去了兰桂坊喝酒庆祝。
人们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贪污还是香港警队的痼疾。改变这一切的是1974年问世的廉政公署。曾经听过廉署的“普法”讲座,印象最深的是一起涉案金额只有2港元的“恭喜发财案”。话说廉署刚成立时,接到一起举报,过年了,一名邮差送信时说了一句恭喜发财,菲佣给了他2港元的红包。女主人听闻立即将邮差举报。邮差被送上法庭,控辩双方为是否属于索贿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控方律师问证人菲佣,如果他不是邮差,你还会给红包吗?菲佣想了想,答案是否定的。法官据此判定邮差属于贪污,罪名成立。
有“恭喜发财”的前车之鉴,香港的公职人员小心得像奥运会上的运动员,不是自己的水不喝,不是自己的饭不吃。回归十周年前夕,我参加内地记者团重返香港采访,每天中午记者回酒店吃饭休息,无论怎么盛情相邀,陪同的特区政府新闻处职员都坚辞不就。自己找地方吃完饭,那位秀外慧中的女士就静静地坐在酒店大堂等候。
公务人员如此,商业机构职员也不例外,因为廉署打击的是一切“利用不正当的手法谋取的个人私利”,包括公营和私营机构。记者团到迪斯尼乐园采访,烈日下记者和陪同的迪斯尼员工都热得汗流浃背。内地记者纷纷买水喝,自然给说得唇焦舌敝的导游也买一份。没想到这些刚工作的年轻人警惕性也像刘翔一样高,坚决不给廉署以可乘之机。
了解这些就可以理解,在香港人的眼中,香港中文大学那位想出钱买试题的内地学生是多么“胆大包天”,也就可以理解,那位老师为什么将她举报。
法律就像游戏规则,在一个游戏规则被严格执行的社会里,政府做什么呢?曾有内地记者就香港交通问题采访过相关政府部门,问及如何管理公交公司,对方一头雾水:“他们都是注册公司,自有公司法和董事会管,我们管他们做什么?”
不管并非没事做,政府做的是真正公仆工作—— 提供服务,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填海之类的。现在迪斯尼公园所在地,就是港府填海造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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