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今日社评
“我‘暂住’在自己的家里”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黑色幽默，表达着各大城市中“外来人口”对暂住证制度的愤懑和控诉。由类似的情感积聚而成的舆论，一度几乎动摇了暂住证制度的合法性根基，并真的导致郑州
、沈阳等地先后取消了暂住证制度。遗憾也微妙的是，曾经被舆论视为开户籍制度改革之先河的郑州、沈阳，却又先后要求恢复暂住证制度。日前，郑州市政府公布新的《郑州市市区暂住人口登记办法》，决定自8月1日起恢复暂住人口登记，暂住证改名为居住证。舆论的压力似乎没有胜过现实对城市管理者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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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舆论对暂住证制度的批评（肯定的声音几乎没有），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以违宪、违法的名义，彻底否定暂住登记制度合法性，以图一举彻底废除暂住登记制度。另一类观点则并不否定暂住人口登记制度的必要性，却对暂住证制度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收容遣送制度所存在的弊端予以激烈抨击，进而要求暂住人口登记制度做出由管理取向向服务取向的根本转变。两相比较，似乎前者可称为基于“权利”理想的“取消派”，后者则是在公民权利与社会现实之间妥协而成的“改进派”。
此次郑州市决议恢复暂住人口登记制度，显然是对“取消派”意见的实际否定，而从其公布的《郑州市市区暂住人口登记办法》分析，却几乎全盘回应了“改进派”的各种建议。
解读《办法》，其与以往制度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项：1.改“暂住证”为“居住证”，淡化了“暂住”概念的歧视色彩。至少在字面上，“我‘居住’在自己家里”，不再具有黑色幽默的意味。2.居住证办理只收取3元工本费，较之以往70到135元的费用大幅降低，既切实减少了办证人员的经济负担，也消除了舆论对管理部门借办证之机创收敛财的批评。3.办理居住证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和照片，减少了各种证件、证明给办证者带来的负担和困扰。4.《办法》规定，持居住证者外出“最好”随身携带居住证，底线则是身份证、居住证必备其一。至少在理论上，面对警察时，居住证不再比身份证“低人一等”。
不难发现，上述细节设计，几乎逐条对应民意舆论对以往暂住证制度弊端的质疑和批判，甚至将其看作一份政府部门提交给民意的一份“答卷”也并不为过。在郑州市政府为《办法》颁布实施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开宗明义，表明此次实行居住证制度目的是加强服务而非强化管理，也证明政府部门对舆论的敏感已经具备高度的敏感和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就表面而言，暂住证“取消派”的意见，在此次郑州居住证制度设计中并未得到直接的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管理到服务的宗旨转变，还是制度细节的设计，每一点进步都体现出公民权利的胜利。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我们显然不能相信这些进步都是由政府部门自发做出，每一点进步的背后，其实都是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艰难博弈而取得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取消派”对公民权利的强调虽然看似“高调”，却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就其根本而言，“取消派”的权利观念，正是“改进派”的理论基础。
况且，真正的善政，决不仅取决于颁布多少条款动人的《办法》。根据以往经验，如果没有有效的民意监督和舆论的持续关注，政府部门权力本位的内在冲动，随时都会冲破政策条文的约束，在理论上立足于服务的《办法》中，捆绑越来越多的管理功能，而使其重新回到重权力轻权利、重管理轻服务的老路，甚至有重新异化为创收工具的危险。据郑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表示，过去暂住证制度下，暂住证的工本费也不过3到10元而已，而70到135元的费用中，主要是捆绑进来的“劳动就业证”和“计划生育证”费用。杜绝今后有类似异化行为发生，同样不能寄希望于政府有关部门的自觉，民意对《办法》的实施保持持续的监督，并通过媒体形成舆论压力，才是使各项政策趋于人性化，并得到真正落实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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