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有了回暖的迹向，但股民难以忘记5月30日财政部宣布上调印花税至0.3％后，股市的连续几天的狂泻。国家利用印花税来调控股市的利弊我们暂且不说，但此次印花税上调引发股民恐慌重大原因还在于政府上调印花税的信息不公开有相当关系。因为早在５月２２日，有关提高印花税的传闻就已在市场上流传，但当有记者致电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一些官员求证时，得到的答复几乎完全一致：没有这回事。为此。５月２３日，《中国证券报》等媒体以“利空传闻被澄清”给予了报道。尽管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表态并不一定能代表政府机关本身的意思，但相关部门在报道出台后也没有及时澄清，而是在5月30日悄然上调，这种偷袭的做法自然会引发股民的恐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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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作为国家对公民财产的征收，事关全体公民的利益，因此，任何税种增加和税率的提高，公民都应当有充分的知情权。而印花税的上调之所以能说调就调、神秘兮兮，无非是这种税种的征收与税率的上调都在政府自身掌握之下，不需要在人大会上由代表进行公开的博弈，从而让公民无从知情。因此，由此次印花税的上调引发出来的税收的征收由谁来决定的问题，关系到建设一个法治和宪政国家，打造一个法治政府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远胜于印花税上调引发的股市短暂的恐慌。
纳税问题在西方向来是最重要的宪政问题，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防范政府权力的滥用，首先一点就必须将政府征税的权力得到人民的同意，约束在法律的限度内。“无代表不纳税”，就是西方社会千百年来推进法治、防范政府权力滥用的实践成果与经验总结，举凡征税的税种增加、税率提高与征税方式都应当由人民的代表决定。1215年的英国国王与贵族签订的《大宪章》规定，除国家法律规定的赋税外，“王国内不可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除非得到本王国一致的同意”；“为了对某一捐助或兵役免除税的额度进行讨论并取得全国的同意，国王应发起召集大主教、主教、寺院长老、伯爵和大男爵等等开会，讨论研究征款事宜。”英国的贵族正是从税收问题上，开创了对王权的制约，启动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宪政进程，捍卫了公民私产的尊严。现代西方法治国家，规定税收的权力都在议会，而且通常在民众院（下议院），没有议会的同意，政府不得任意向国民征税。
征税问题之所以要由议会要由民众的代表来决定，而不能由政府自行决定，甚至不能由议会授权政府决定，乃是在于：在“主权在民”的国家，政府权力是人民让渡赋予的，而公民纳税是公民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一种交易，这种交易是否公平，就不能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而必须由民众来决定，由民众的代表在议会上反复进行博弈、协商和妥协下形成，如此才能体现民众的自愿与意志。其次，“帕金森定律”告诉我们，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因此，政府天然具有膨胀的趋势，也就天然具有多征税的冲动，如果征税不是由代表来决定，政府就可能无限制地征税，肆无忌惮地将公民的私人财产纳入政府之中，从而使得公民的财产随时处于不稳定状态，公民也就无从在这片土地安身立命。
在我国，恰恰在征税的重大问题上，缺乏代表博弈的身影。1992年颁布、2001年第二次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虽然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即“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不过，这一法律仍然开了给政府征税的口子——“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基本上是行政主导的法律体系，有80%以上税收法律是由国务院根据人大授权以条例、暂行规定等行政法规的形式或者由国务授权给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委颁布的，经全国人大立法的只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四部法律。即便如此，在这80%以上税收法律中，有相当的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根本没有得到法律的授权，而是由国务院和国家部委自行规定的，以印花税为例，这一税种是由1988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后于同年10月1日起恢复征收。在《税收征收管理法》颁布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后理应由法律进行规定或者由法律进行授权国务院规定，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者授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印花税还是政府部门自我授权进行征收。
税收问题作为如此重要的法治、民生问题，至今仍然由政府而不是由人大主导，不是由代表博弈决定，是不合时宜。一方面，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今年三月通过的《物权法》更是以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为已任；另一方面，人大每年要审议政府的财政预算，审计部门也是频繁对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曝光，税收部门也加大税收征收力度，税务机关督促年收入超过12万的人士自行申报，否则将遭受法律惩罚。然而，在征税问题上，在公民财产保障的第一道关口上，却屡屡失守，政府部门随意征税、任意提高税率，这将使得即使中世界上最先进的《物权法》也无法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也将税使务部门的征税步履维艰，不断强化征收的强制因素。因此，防范政府部门的征税的信息不公开，开征税种和提高税率的任意性，就必须将征税问题由人大来主导，由人大代表来博弈决定；必须减少目前法律对于政府征税的授权，让征税问题回归到人大，回归法律中；还必须让现在已经开征但没有得到法律的授权的税种拿到人大会上，重新来讨论决定。
[稿源：红网]
[作者：杨涛]
[编辑：潇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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