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一些黑砖窑非法用工的严重问题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中国高层领导人密切关注。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也作出批示。
【权威发言】
“黑砖窑事件”追问基层政府
6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一行赶赴山西洪洞，对查处黑砖窑进行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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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媒体一步步跟进揭露，撕开了一道痛楚的社会伤疤。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至少在4年前，就已震惊过全国。
那时，一位名叫张徐勃的陕西民工，在被骗至山西永济一个砖窑打工的3年中，失去人身自由，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两腿致残后遭弃，幸得村民热心相助，才拣回生命。
此事的披露，掀开了当地黑窑主非法用工的冰山一角。
此事过去4年，依然是在张徐勃当年遭受非法用工的永济县以及洪洞县，依然是在屡打不绝的黑砖窑，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黑砖窑事件，集中出现在乡镇的一些小砖窑。这里，有我们的基层政府在；黑砖窑也并非完全隐身地下，窑工惨状时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当地干部竟纵容如此胆大妄为的违法行为在眼皮底下升级？
更有，洪洞县的黑砖窑主竟是村支书的儿子；一些民工被解救出来，竟遭再次“倒卖”……
一方面，近年来少数乡镇政权失位、失范现象屡屡出现。另一方面，则是许多中央精神在基层执行过程中，走味、变调，甚至被截留。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本该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眼下的情况是，少数乡镇政府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财政困难，有的财政收支缺口巨大，债务沉重。于是，某些基层政府，或消极怠工，或利用非法手段创收，造成了某些地方农村社会的不稳定。
永济等地黑心窑主多年来存在并发展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但一些地方软弱的基层组织随时可能“纵容”出另一出黑砖窑悲剧。此种土壤不彻底铲除，纵使每一次“曝光”会痛斩一批违法者，处分一批渎职者，仍会有人重蹈覆辙。
乡镇一级组织是政府与农民直接发生关系的节点，基层行政体制的改革需要深化，基层组织的建设亟待加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构建和谐社会。
原载6月15日《人民日报》
【质问与追问】
那些黑窑主为什么如此嚣张
读了相关的新闻报道，看了那群被折磨得似人非人的童工的照片，真让人不敢相信，这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大众一遍又一遍发出追问：黑窑主们，你们为什么如此嚣张？
是啊，黑窑主们你们为什么如此嚣张？你们视法律条文于无物，视人性如虚无，视当地政府、公安机关为形同虚设，肆无忌惮榨取孩子们的鲜血，换得一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
悲愤之余，一直有几个疑问萦绕心头，久久不得解脱，这些问题的不得解，可能正是这些砖窑主们嚣张的原因所在。疑问一：所谓“黑窑”只是从这些砖窑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这一层面说的，但现实中，这些规模巨大的砖窑的客观存在，难道就一直没有人发现吗？难道这些黑砖窑真的能“黑”到遁形于青天白日之下吗？这些劳工每天被迫工作十几个小时，这就意味着砖窑场的烟囱一天到晚都在冒着黑烟，这一切难道都入不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法眼吗？是看不见，还是视而不见？为什么不见有人来管？疑问二：在这些黑窑矿附近生活的群众，对一天到晚冒黑烟、时而传来惨叫声的砖窑厂的内情难道真的一无所知吗？如果感知到了砖窑的种种嫌疑，为什么不见有人举报呢？是不是有群众举报了但没有人管呢？如是前一种情况，我只能感到可悲。而如果是一种情况，如今介入调查此事的上级机关就有必要对当地的有关监管部门作出“得民心、服民意”的处理。
我们有必要对某些黑窑主嚣张的原因不停追问，彻底铲除滋生黑窑主嚣张的社会土壤，非如此，不足以还遭受非人待遇的农民工兄弟一个公道，还法律和政府以尊严。
田国磊(华中科技大学 学生）
人性泯灭之下的黑砖窑
当煤老板的暴富与黑煤窑的残酷，共同使山西频频见诸国内各大媒体时，其实早已存在的黑砖窑又先是在网络上被曝光，继而国内多家平面媒体参与调查报道，并终于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大量使用童工，并且许多儿童是被骗拐贩卖；劳动监察人员涉案；洪洞县地方政府竟然找不到受害农民工……
我真的不相信洪洞县地方政府此前就一点不知道，那些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黑暗；我也真的相信政府的确找不到一些受害农民工了，因为事实上对于那些农民工来说，洪洞县地方政府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山西晚报》报道，临汾市委相关负责人最后表示，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真好，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批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了。只是我不知道，如果不正确对待，又将会怎样？而就连正确对待舆论监督都需要市委相关负责人特意表示，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
目前，黑砖窑事件尚未结束，但笔者相信，一定会有人为罪恶的黑暗负责。而需要关注和思考的也许就是，最终将会是谁为那黑暗负责。
无疑，责任的追究是必要的，只是仅仅对于具体的人的责任追究又是否足以避免，今后这黑暗再上演？说实话，对此笔者实在是不敢乐观。
人性的泯灭，绝不仅仅是人自身的问题，人的问题之外，必定有更为本质的问题存在，只是那问题究竟是什么？
是贫穷，还是摆脱贫穷的欲望？然而，毕竟不是所有的贫穷和摆脱贫穷的欲望，都会导致罪恶。那么为什么在山西，在洪洞县，在黑砖窑，竟然会泯灭某些人的人性？
拐卖儿童，使用童工，劳动监察人员涉案，洪洞地方政府失职……仅就目前所暴露和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事实上，在洪洞县，在黑砖窑，使文明能够成其为文明的铁则已然被全面突破。换句话说，从精神层面上，文明社会所应有的理念、价值、道德，被遗忘或者说是被抛弃；从制度层面上，文明社会所应固守的法律、规范、行为准则被践踏；而落实的人的行为，自然也就是赤裸裸的、肆无忌惮、无耻的“恶”之表演。
当所有使文明之所以成其为文明的底线都被突破的时候，人也就将自己自我放逐进了野蛮的世界。只是那些已经和正在自我放逐的人，是否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呢？
疗救洪洞县里黑砖窑内人性的泯灭，或许绝不是仅仅处理某些责任人所足够的。即使这种对于人的处理再彻底，再严厉。尽管这种处理毫无疑义是必须的。
洪洞县更需要文明的唤回，从精神到制度，从思想到行为。
田继贤(广东中山 市民)
【说法】
从黑工案看刑法与劳动法的关系
山西童工案发生后，很多人都在思考，这究竟是属于侵害工人利益的违反劳动法的事件，还是属于刑事犯罪，触犯刑法的事件？笔者认为，这样的争论的背后涉及到对刑法的性质认识，涉及到法理上刑法法益保护的第二次性质(也称为补充的性质)，笔者想借助这个事件，详细地加以阐述，从而使得我们认识到法治社会中，我们如何利用刑法来保护弱者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秩序。
刑法是为了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的，当然也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劳动法则是专门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劳动法无以充分保护劳动者依法拥有的权利时，则由刑法以刑罚为手段加以保护。因此劳动法的保护是首先的，而刑法的保护是滞后，但是也是最有力的，所以这就是刑法学上所称的第二性。从这一点看，仿佛在事件发生之初将这样的案件定性为劳动用工案件并不错！
但是，笔者必须提醒的是，事件的发展，早已证明了这不仅仅是劳动法上的问题，而是一种宪法上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问题了，此时劳动法已经不能充分地保护身陷其中的公民的权利了，必须以刑法来加以保护了。当刑法介入了劳动场合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称这是违反劳动法的事件，而应该称之为违反刑法的案件了，具体涉嫌构成什么犯罪就称之为什么样的案件。
这也就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分工。正是因为刑法是第二性的，因此刑法的适用者，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谦抑性，也就是当事件处于劳动法的范畴时，刑法的保护者是不过问的，对于劳动法的执法者予以充分的信任；但是一旦刑法已经不得不介入时，行政机关也必须尊重刑法的执行者，以刑事优先的态度看待对于整个事件的判断！
因此，如果在一开始时称为违反劳动法的案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大量的证据证明这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再视其为劳动侵权案件是不合乎时宜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在本案中，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认定其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称之为违反劳动法的案件是不适当的。
吕祥(江苏泰州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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