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认为，优惠政策会给小区域带来一定的效益，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统一规划。不少“申新”的地方本身就有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没有必要在大圈圈里又划诸多小圈圈
《南方周末》记者 黄小伟 发自北京
“８０年代看深圳，９０年代看浦东，２１世纪看天津”，是众人熟知的一句话，但现在中国其他一些重要城市也正试图加入这个受人仰视的“特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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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相继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区别深圳等老特区，以下简称“新特区”）后，包括东北的沈阳、湖北的武汉以及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等在内的众多城市都通过各种途径申请成为下一个新特区的候选地。这些城市都在中国区域经济中处于相对突出的位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前两个新特区获得的发展有目共睹，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８６４．２９亿元，比上年增长了２４．７％。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则创历史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６４项工程。
“在中央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背景下，成为新特区意味着有超常规的发展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刘治彦说，这是众多城市积极争夺第三个新特区名额的内在推动力。
但对于是否应设立更多的新特区，人们依然在争论不休。反对者认为，相比于当年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破冰意义，新特区的作用更多集中于一些深层次的改革试验上，而这种试验性的区域不应该设立太多。“甚至目前不应该有第三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说。
新旧有别
“特区”这个词是邓小平的发明。据《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记载，１９７９年４月，邓小平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商讨开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并且建议这个开放区域就叫“特区”。
当时深圳划为特区的面积是３２７．５平方公里，在资金方面，中央政府仅给予３０００万元贷款。１９８０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１９８８年，海南省被批准为经济特区。
“当时设立特区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资，进行产权多元化的尝试。”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同时是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５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１２．８亿，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设厂、开公司。深圳特区为中国全面打破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进行了决定性意义的探索。
二十多年后，在中国加入ＷＴＯ的背景下，当年的特区优惠政策已丧失了特殊性，老特区的使命终结。但新特区又很快登场了。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１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去年６月，国务院又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后，开始面临新的问题。”刘治彦说，比如要素市场的完善，包括土地、金融资本市场、劳动和技术市场都需要有新的制度创新。而这些市场的完善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成败。
２００４年，肖金成受天津滨海新区委托，开始研究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区域定位，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建议。他认为天津滨海新区被列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大的益处是在体制创新上有巨大的政策空间。如在金融改革和创新方面，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以及管理公司已经正式设立，２００６年基金的总规模是２００亿，首期募集资金是６０．８亿元。
而在浦东新区，这种政策的优惠更得到明显的体现。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浦东新区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改革和创新举措，如成立金融期货交易所、推出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试行外汇“九条”措施。
“新旧特区最大的区别是新特区在于放权，而旧特区在于让利。”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教授张可云说。新特区政策让天津滨海新区有更多的改革权，为下一步全国性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同是，当年在深圳试点经济特区的时候，地方官员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现在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却是众多城市争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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