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教育券形式履行责任
当然，这不是说要把高等教育全推给市场，政府完全放弃责任。政府当然要投入教育。不过，谈政府的投入，我们必须澄清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如何履行自己对教育的责任？第二，政府如何在增加教育拨款的同时，鼓励社会也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指出，政府对教育的责任，主要体现在财政资助上，而不应该直接管理。这种资助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学生(特别是那些有能力而没有经济资源的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了使这种资助更有效率，减少繁复的中间环节，政府的钱就必须直接锁定在其所资助的目标--学生身上。比如，如果人均大学教育费用一年为1万元人民币，500万名大学生，一年的高等教育经费就是500亿元。按最理想的原则，这500亿元应该以人均1万元的金额，用“教育券”的方式直接给那些通过高考分数线的学生。当然，在具体分配中，要适当考虑学生的经济条件，向贫困生倾斜。富家子弟不享受国家奖学金，因而可以使一般的学生分到手里的钱更多些。
有了这笔钱，学生面对大学，就从弱势变成强势，成了真正的教育主体。这些学生可以一次申请几个学校，拿到几张录取通知书，然后决定到哪里去上学。他们入学注册时，把手中的教育券交给学校，学校立即把教育券兑换成现金，成为学校的教育经费。如果教育券金额超过学费金额，学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多余的钱退给学生，作为学生的生活费。从这里开始，大学就在市场上运作：学生是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物美价廉的“产品”；大学则负责生产这样的“产品”，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
这样做会有两个好处。第一，各学校不得不集中力量提高教育质量，而不会不停地盖大楼。教育质量低，学生不来，学校就没有经费来源，很快破产。这样才可以优胜劣汰，从总体上提高大学水平。第二，抑制学费的上涨，甚至触发大学减价战。现在国内大学学费飞涨，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式的管理。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这已经是经济学上的常识。短缺使大学变得奇货可居，可以不停地涨价。市场经济消除了这种短缺，把供求关系颠倒过来。大家知道一个学生手里至少有1万元左右的学费好赚，你要把价位定在这个水平以下，还能给学生省出生活费，就更加大了学校的竞争力。提供物美价廉的教育服务的学校，最后必定胜出。这样，大学质量有了保障，老百姓也能负担得起。
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政府的政策不是重点给名牌大学输血，而是正好相反，要抑强扶弱。即使施行了这种教育券的改革，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过去吃了太多皇粮，在基础设施上远远胜出小规模的大学或以几间租用的教室起家的民办大学。这样就创造了不公平的竞争。针对这一现实，国家要采取向新兴大学倾斜的政策。比如北大、清华从录取学生手里拿到的教育券，只能兑现80%的金额。而刚刚起步的小规模大学，根本没有设施，从学生手里收到的教育券，可以兑现120%。这20%的额外资金，用来鼓励基础设施的建设。十年后大家一视同仁。我们现在不应该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是要建设培养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即公平的竞争平台。这样，民办大学可以与过去吃皇粮的名牌大学竞争，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教育，在国家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教育的资金。
中国大学应该借鉴美国模式
大学不是企业，目的不是赢利。但是，大学的运行必须符合市场规律，利用市场规律来强化竞争。这样才能有进步。我们的大学改革，必须接受发达国家已经提供的前车之鉴。
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体制，大体可以分为欧洲式和美国式。欧洲的大学属于低学费或免学费制度。美国的大学属于市场化竞争的高学费制度。表面上看，似乎欧洲的大学制度更公平，其实不然。一系列研究表明，美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自己满意的高等教育。
欧洲的政府看上去很负责任，以低学费或免学费的政策保障了老百姓上大学的权利。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学教育还是要花钱的。学生不付或只付象征性的学费，谁来为大学埋单？说到底还是政府，是纳税人。因为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不可能负担这样日益庞大的人口的教育费用，只有让本来教20个学生的教授教200个学生。结果，欧洲大学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等，全是超负荷，根本无法完成教育的使命。优秀的教授因为政府没有钱给他们适当的工资，纷纷跑到美国的大学去了。说到底，欧洲说是政府支持教育，却不把钱直接交给受教育者，而是交给了官僚机构，条条框框太多，最后窒息了教育的活力。
美国大学看似高学费，但这种学费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教育的成本。当老百姓负担不起时，政府则出钱支持，并且把钱直接送到受教育者手上。这就形成了高学费、高奖学金的制度。许多学生，拿着州政府、联邦政府的奖学金，进了私立大学。有人愿意自己再加些钱“买”个更好的教育，就上贵一些的学校。有的要省钱，就上便宜点的学校。各个层级的学校五花八门，体制非常灵活。这也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优异的基础。
最近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在扩招方面，走的路非常像欧洲，即在有限的设施和师资的条件下不停地增加学生人数，因为数量而放弃质量。这种政府直接管教育的体制，在大学生占总人口很小比例的情况下，还是能有很好的表现，因为毕竟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有限。一旦高等教育全民化，有关的财政开支就得增加数倍，光靠政府根本负担不起。结果欧洲的人均高等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一些原来频频出诺贝尔奖得主、成为美国大学学习的范本的名牌大学，如今还比不上美国的二流大学。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纷纷要学美国模式的原因。
中国正在进入高等教育全民化的过程，特别容易掉进欧洲的陷阱。更糟的是，大学从政府那里拿了钱，又不对纳税人负责，到处乱收费，敛来钱又去浪费，造成教育成本飞涨、超出老百姓的负担能力。这一切，并不是市场化之过，甚至不是产业化之过。我们现在的大学，就好像一个工厂，制造产品的成本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学校却把销售产品的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你见过世界上有这样的产业化吗？
正如去年发表的McKinsey报告所指出的，过去5年，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虽然大幅上涨，但学生人数上涨得更快，结果人均高等教育投入反而下降了5%。更何况，目前大学为了提高自己的等级，赢得更多的国家财政拨款，纷纷大兴土木，上马博士课程，烧钱寻租，造成严重的浪费，真正用在本科生教育上的钱可能更少。维持现有体制，政府的投入将赶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大学铺张浪费的现象无法遏制，学生的实际人均教育费用还会下降。教育券的改革，则可以用市场手段抑制教育费用的上涨，带动社会对教育的投资。这样不仅能使更多的资源流向教育，而且也会使这些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目前中国的大学生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印度，无法适应全球性的竞争。如果教育券的改革再拖下去，中国将彻底失去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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