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已被我国政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倾听民意，关注民生，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已经日益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这充分体现出中国政府努力将以GDP为主要表征的经济增长转化为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福利的决心和信心，让最广大社会群体都能普遍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原有体制深刻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也有其固有的弊端，最为突出地表现为这种市场化过程不仅体现在一般产品方面，而且迅速席卷那些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品领域。在市场化本身容易带来收入分配“马太效应”的情况下，基本需求成本的急剧上升给社会中低收入群体带来较大的生活负担，特别是这种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使社会低收入群体失去了向上自由流动的根本途径。诸如，教育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阶层自由流动和长期收入分配均等化最为可靠的政策，但教育成本的攀升和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使得社会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受阻。这种起点的不公平将导致社会阶层等级结构分化，并由此可能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等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并发，最终将直接危害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市场化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并不是中国经济特有的现象，回顾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自工业革命之后，在自由市场经济号角的驱动下，西方国家物质生产能力空前高涨。但这种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的缺陷，突出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初次分配方面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并由此导致的社会购买力总量相对偏低，进而引发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的直接结果是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应当说，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社会矛盾直接表现为两大阶级的对立对抗，这是同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问题具有本质不同的。但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从这种矛盾和冲突中走出来，确有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之处。对此，有必要回溯到西方福利制度的变迁。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面对工业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摒弃了早期“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强化了政府干预。这种干预的形式就是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不同模式的福利制度，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关于福利国家具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其主要方面在于政府保证社会公民都能普遍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和就业机会，即在市场初次分配导致社会分化的情况下，通过国家和政府提供机制化的公共服务来保障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将所有个人的基本需求都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福利国家的本质就是政府应当承担起保障基本公民权的职责，为此必须有强力的政府公共服务来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基本需求，这种基本需求不仅是利用补救模式来消除绝对贫困，而应在现代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将福利功能延伸到营养、住房、健康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用以保证广大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
福利制度作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中的一个完整庞大的调节机器，使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得以缓和。从根本上来说，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政府职能回归的过程，更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回归的过程。
回到中国现实，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已经进入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转型与发展的特定时期，社会公共需求以超常的速度增长，然而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严重不足和不均等直接造成了社会群体的经济收入差距和社会阶层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为此，需要借鉴发达市场国家的经验，通过政府提供机制化公共服务来降低社会基本需求成本，使最广大社会成员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需求，进而通过公平享有平等的社会参与和自由阶层流动的机会来间接实现社会公平。
具体而言，必须强调基本需求品的社会属性而非市场属性。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足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住房、教育及医疗等方面。政府不应对日益高涨的住房市场听之任之，如果说现行商品化的住房价格高涨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仿照香港
和新加坡实行大规模的政府住房计划则势在必行。在教育方面，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化，这是社会低收入群体获取公平的社会参与能力和自由流动机会的首要途径。
当前，我国正在加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具有诸多丰富的内涵，但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重塑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需要为最广大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提供机制化的公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实经济要求有一个强势政府，但这种强势政府的职能不仅在于其经济职能，而且在于其社会福利的供给职能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职能。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极大丰富，政府应当逐步保障最广大社会成员的生存需求和基本需求，这是真正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方面。（唐茂华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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