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一个多富有，无论一个人多贫穷，都不能构成富人必须慈善，而穷人必得慈善的理由。慈善只能是一种出于个人道德自由选择的“实然”行为，而不存在任何法律意义上必须履行的“应然”责任。但是，一律把“索捐”者归于素质低下或者人性丑陋，也并不公允。虽然不排除这种人确实存在，但更多的人应该是出于一种善意的无奈。
媒体弘扬爱心行为，报道了南京
“捐款疯子”赵雪定捐款100万助学和“慈善狂人”邵建波捐款300万用于慈善事业的感人事迹。读者为他们的爱心行为深深感动的同时，意想不到的事随即发生，一周内，他们遭遇到疯狂“索捐”，两天内被300多人求助，有求助者甚至开口就要100万元……两个善良的人从此开始了“躲债”生活。（4月29日《南京晨报》）
“索捐”行为遭到了网友们的齐声痛骂，这说明公众对慈善行为拥有理性的基本认知：无论一个多富有，无论一个人多贫穷，都不能构成富人必须慈善，而穷人必得慈善的理由。慈善只能是一种出于个人道德自由选择的“实然”行为，而不存在任何法律意义上必须履行的“应然”责任。“捐款疯子”赵雪定和“慈善狂人”邵建波被称为凡人慈善家，他们本身并非拥有取之不竭的财富，对他们进行“疯狂索捐”无异于让他们背负沉重的“慈善债务”，这是对仁义行为的变相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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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律把“索捐”者归于素质低下或者人性丑陋，也并不公允。虽然不排除这种人确实存在，但更多的人应该是出于一种善意的无奈。这些单薄的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沉重的生存负担和渺茫的生活前途时，有一股深入骨髓的无援感，仿佛自己都是“原子化”地生存，不知道该向谁求助，看不到希望在哪里。每当有慈善典型被媒体报道出来，他们都会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他当作救命的稻草，虽然他们也知道自己这样做很不道德，而且同样希望渺茫。
有位吉林农民大家也许还记得，他叫刘福成。为了给女儿看病，他向施正荣、黄光裕等国内6名富豪写信求助，请求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救救自己的孩子。一时之间，被舆论热议。刘福成实际也是“索捐”，但他并不丑陋。正像他自己说的，“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我只知道，一定要救我的孩子”。我愿意相信，“实在没别的办法”是大多数“索捐”者的共同写照。而“实在没别的办法”并非懒惰结下的恶果，而是不幸的命运安排，是无奈的社会驱使。
评论家曾经给刘福成“指路”，列举了他应该写信求助的部门和机构，有民政部门，有各类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还有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但在现实中，这些路往往都很难走得通。个人只能独自承受命运的不幸安排，顶多借助媒体力量过度开发民间道德或者盲目开发富人慈善，除此之外，他们无法获得任何制度性的帮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捐”行为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制度性无援现象。
1932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将“免于匮乏”，也就是脱离贫穷，定义为人的基本自由之一。1948年，“免于匮乏的自由”被正式写进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而“实在没别的办法”实际就是一种“匮乏”，大多数的“索捐”行为正是发生在“匮乏”的背景下。同任何自由的获得一样，“免于匮乏的自由”必须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在制度性安排缺乏的时候，制度性无援就会成为真实的个人感受，而“索捐”恐怕不过是其中比较温和的一个表现形式罢了。
稿源：红网 作者：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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