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女孩李燕“上书求死”的事件在本次全国两会期间被热吵得沸沸扬扬。而在广州
，因同一个“安乐死”题材而被报道过的普通老年夫妻老余、阿芳(化名)的故事再度引起了关注。
与李燕一心为自己求死不同，深爱自己结发妻子的老余，去年致电时报希望为妻子和众多与阿芳般经历痛苦折磨的病患寻找一条“安乐”的死路。然而阿芳最终没能等到“体面地直面死亡”，在经过长达5年多植物人的状态后，终因多器官衰竭于今年1月7日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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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关心，我的爱人已经于今年的1月7日在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病榻上去世了，现在算来还没有过一百天时间，可以说我还是个戴孝之人吧。”当记者昨日下午再度联络到老余时，这名六十多岁的老人十分释然。
伺候病榻上的妻子11年
“真正让我萌生了为妻子实施‘安乐死’的想法，是在2005年9月医院为我妻子实施的一次抢救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已是植物人的妻子，在各项医疗设备刺激下的惨状。”他现在还时常想起当时的情景：原本毫无意识的妻子，在抢救过程中出现了抽搐、癫痫的情状。在他看来，这些活动，是一个一息尚存的生命，在濒临死亡前的痛苦挣扎，是一种痛苦不堪的条件反射。当时陪同在老余旁边的女儿也目睹了这一场景，并哭成了一个泪人。在此情此景下，两父女开始交换了各自对“安乐死”问题的看法，随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为了减轻妻子、母亲的痛苦，愿意对病榻上的阿芳采取安乐死。
老余决定打工还债
然而，从中山一院、省人民医院再到省第二中医院，他只要一提出请求，就被医生、大夫们挡了回来。“他们给得最多的答复就是目前没有法律依据，亲人或医生为患者实施‘安乐死’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从2005年9月直至2006年3月通过信息时报报求助全国人大代表后，老余为了他的妻子一直在过着周而复始的重复生活。“从那时候直至妻子去世，她又住了两次医院，一次是因为久卧病榻不动后引发的褥疮，一次是她临死前三天的多脏器衰竭。如果说家人包括她自己这10个月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相信一点都不为过”，老余向记者表示道。
长期的无效果的消极治疗，最终使得老余妻子的心肺等功能率先衰竭，然后是肾脏，直到繁忙的医生们在几经抢救仍无效果后，阿芳这才平静地死去。令老余家人印象深刻的是，阿芳在弥留之际曾有过短暂的回光返照，一直紧闭着的眼睛曾短暂地张开，看了老余一眼后这才永久地闭上。“在这十个多月的时间里，老余背负的债务也增加到了8万多元，比当初的万多元又增加了两万多，每笔费用的支出都至今保留着单据”，老余说道，这笔债务他是不愿推到孝顺懂事的两个孩子身上去的，所以他决定乘着自己还能干活，出去替别人打工还债。
回访老余 “如果有希望， 我绝对希望她活着！”
“钱绝对不是我萌生为她实施安乐死的动机，这么多年来，为了治疗妻子的疾病，或者说是延续妻子的生命，我已经举债5万多元。哪怕有医生能告诉我，就目前的医学发展程度而言，她的疾病尚有一丝的希望，我也会砸锅卖铁继续为她治疗。‘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在我们家根本不成立，儿子、女儿对她母亲的那份孝心，我这个做父亲的最清楚！”
“产生这个想法，最主要是考虑到了病人自己的痛苦和生存质量。妻子在患病早期，进入到植物人状态之前，也曾向我表示过类似的提法”。老余毫不避忌地向记者表示道。同时，一个类似我妻子这样的基本已无希望苏醒的植物人病患，除了她自己痛苦的、没有尊严的、没有质量的、不公平的“活”着之外，她对社会、对家庭带来的不公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治疗妻子的疾病，我去年就已经举债5万多元，再加上原来的积蓄被耗光了，光自费部分的医、药费应该至少接近了10万元。
“不后悔当初做那样的决定”
“而就在老伴去世之后，全家人除了悲伤之外，应该说也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全家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仅是为活者的人感觉到释然，相信对在病榻上坚持的妻子也是一种解脱”，老余表示道，对于“安乐死”的态度，他仍然坚持着当初的决定。
“在妻子被救治的最后一段时期内，当初一直在“安乐死”这个问题上没有松口的儿子和岳母最后都赞同了“安乐死”的观点，你想想那该是何等的痛苦方才能让至亲的亲人选择放弃……谁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出一大堆的理由道理，在这个问题上只会是无休无止的争论。”
事件回放 2005年9月萌生实施“安乐死”想法
老余和他结发34年的妻子阿芳(化名)是一对恩爱夫妻，自从妻子因罹患脑炎进而衍变为脑梗塞，随即出现中风恶化为植物人状况后，老余伺候他的妻子已有11个年头，其中将近5年的时间，他的妻子完全处于毫无意识的植物人状态。2005年9月医院为其妻子实施的一次抢救过程中，老余萌生了为妻子实施“安乐死”的想法。去年3月，全国两会前，目睹了妻子治疗中的种种痛苦后，老余和女儿商量后决定让阿芳体面地“安乐死”。可辗转了多家医院后，得到的都是尚无法律依据可供操作的答复。
说法 卫生厅：只要立法不允许就不能实施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家还没有在立法上支持“安乐死”，因此，作为卫生行政部门，不会允许“安乐死”。他透露，关于“安乐死”问题，在立法上正在讨论中，他认为，“安乐死”问题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伦理道德，因此，相关的立法出台需要一定的时间。鉴于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不少人尚不能接受“安乐死”，况且又未立法。如果实施“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使医务人员放弃探索“不治之症”的责任，并有可能导致错过病人得以转危为安的机会，医学研究也会受到影响。
相关链接 荷兰：首个“安乐死”合法化国家
世界上第一例“安乐死”的出现曾引起过“道义恐慌”，西方社会对此也存有分歧。尽管医生给病人私下执行“安乐死”的情况频有发生，但直到2002年4月，荷兰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据悉，19世纪80年代中期，“安乐死”的建议已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多次，其中，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广东省就曾有代表向大会提交关于实行“安乐死”的建议；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有政协委员提出“安乐死”的提案，最终也没有获得批准。本版撰文 时报记者 王道斌 蔡民 实习生 袁晗毅 本版摄影 时报记者 朱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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