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
３月７日电（记者周婷玉 吴晶 李兴文）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王大璋最近喜得贵子，他高兴地给亲朋好友打电话，碰到同龄人还不忘提醒：“想生儿子就来向我‘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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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儿子就能在老家的族谱上记一笔，这对家族来说是一种荣誉。”王大璋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指出，受这种“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再加上B超和人流技术的发展，中国尤其是农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生男孩。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中国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1981年为１０８，２０００年为１１７，２００５年为１１９，个别省份甚至超过１３０。
“这一趋势如果不加以遏制，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将有３０００万‘光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２００４年在全国两会上的这一“诊断”，在２００７年的两会上依然受到关注，代表委员们纷纷为这一“诊断”提供“处方”。
李伟雄说，中国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突出，低收入、低素质的人结婚成难题，容易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５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时中指出，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全面实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奉新县二中教师周丽珍说，许多地方医疗机构在国家严令禁止的情况下，仍然非法提供胎儿性别鉴定，这不仅扰乱医疗市场秩序，也带来很大的医疗风险。“在严格限制超生的同时，要严禁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做法。”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赣州市滨江二小校长刘艳琼则认为，Ｂ超只是选择男女的技术手段，“养儿防老”的陈旧观念以及男女“同工不同酬”等社会现象向人们传递的“男孩好”的信息，才促使人们选择男女。
“居高不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它的直接原因是Ｂ超和人流技术的普及，间接原因是社会性别歧视，根本原因则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他说。
中国自古就有的“养儿防老”观念是指女孩长大要嫁到别人家，父母由儿子赡养。随着城市妇女经济独立能力的增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很多城市父母已改变了这种想法。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说：“农村的社会养老制度不健全，不能减少家庭对子女的依赖，因此对男孩的偏好暂时不会改变。”
“如果任其自然地生育，性别比可能会平衡。”杨魁孚说，但这同样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最终还是会影响民众的利益。
一个多月前中国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提出，中国已开始对农村女儿户、夫妇年满６０周岁的计划生育家庭，每人每年给予不低于６００元的奖励。同时还将严格限制超生，严禁胎儿性别鉴定，依法保护妇女的各项权益。
在江西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探索社会保险机构实施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险。
“政策已确定，但见到效果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希望10年内能性别比能达到平衡。”李伟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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