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说，他没有直接接触过邓小平，只听过他的演讲。
但实际上，刘吉的特殊身份——1988年后出任上海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体改委主任，1993年后进京，使他有机会亲历若干历史细节。
从1980年代中期始，邓小平接连在上海过春节。此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低迷、重启的关键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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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后，刘吉开始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1年回上海，这段时间又是中国改革开放迅速推进的年代。
2001年，刘吉出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
2006年2月3日，当本报记者见到他时，他的身份是这所学院的名誉院长。
这座工商学院，坐落在浦东一处高档国际社区，大部分居民是外国人，也住着一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教堂、草坪、塑胶跑道，悉数力求与国际接轨。而浦东正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区域。
在访谈中，刘吉经常语出惊人，尽管很多观点难免会有争议，但毕竟是一家之言。
每个人都应怀念邓小平
1987年，刘吉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的副部长，那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活跃的年代。这一年始，邓小平一连在上海度过了七个春节。
刘吉：那个时候上海有很明确的规定，“不请不去，一请即到”，所有干部一律不得私下找小平同志。包括当时市里的一、二把手也恪守此一规则，即便春节拜年，市里也就去几个人。
老人家为什么愿意在上海过春节，就是因为在上海可以安静地休息，对外的事务主要是几个子女帮着接触。包括后来的皇甫平文章，其实也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单独找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谈的内容才写的。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便是1991年的皇甫平系列评论，发表之初，一度有人质疑，当年的组织者周瑞金回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将“皇甫平”文章及批判材料，送给了邓楠，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参阅后，才平息风波，否极泰来。
刘吉：当时邓公是找朱镕基单独谈的，朱镕基回来在车子上很高兴地说起。随行人员听了很兴奋，就给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周瑞金说了。文章发表之后，有人反应很强烈，打电话问上海市委：“是不是小平说的？”答复：“没有，小平从来没有谈过，确实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这样就开始批判了。后来邓公说要看文章，明确支持皇甫平文章，这场风波才结束。
1993年，刘吉调任北京后，邓小平已完全退休。
刘吉：当时，邓公已很少见人。我非常敬佩邓小平同志，他曾说过，“我到年龄了就要退下来了，不要等到我说胡话你们还来请示我”。
这个老人是很了不起的，南方讲话就是他最后的政治遗言，后来，就真的没有公开说什么。
邓公去世时，刘吉身在北京。
刘吉：他已经是90多岁高龄，离去时，中国正是风景这边独好，自己又儿孙满堂，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喜丧”，而且，他走得那么平静，坦然。
邓公平静离去，国家顺畅运转，丝毫不似毛泽东去世时的情景，但这不等于人们不悲痛、不感怀，很多人还是流下眼泪，刘吉也不例外。
刘吉：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想到邓小平，都会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邓小平，十亿农民恐怕还在人民公社的桎梏之中，后来农业首先改革，农民自由了，中国农业发展出现了公认的奇迹，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老干部会觉得，没有小平，那么多的冤假错案怎么平反？知识分子会想，没有邓小平，可能还是臭老九，被专政的对象。今天许多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当年都是知青，没有邓小平，可能还在“修地球”，谁能不感到悲伤？
刘吉自己的经历也可作一注脚。他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受到长达八年的政治迫害，是邓公拨乱反正，彻底解放了他，得以重回科研岗位。
和许多同龄知识分子一样，他对1978年充满了感激之情，对改革开放充满了同样刻骨铭心的期盼，对邓公更是充满感佩。
他认为，邓小平去世的十年中，邓小平理论依然指导着国家，而且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刘吉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过去管，现在管，要管到2049年。”
“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没有过时
中国共产党人在今天依然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面旗帜上，有一句话在刘吉看来弥足珍贵：“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这句话在南方谈话中被特别提到，也被收入邓小平文选，更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之一。
记者：邓小平是不是很反感“左”的一套？
刘吉：小平很讨厌“左”的一套，他不止一次说过，改革的阻力来自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那个“左”，但他很宽容，他不想重复用残酷阶级斗争方式整人的错误。希望那些人能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渐醒悟过来。他的政治遗言写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为什么强调一百年不变？就是担心可能会变。怎样保证基本路线不变，就是要防止“左”和“右”的干扰，小平讲了警惕“右”，主要是防“左”，这是套在“右”和“左”头上的紧箍。
记者：实际上，他还有一个思想是“不争论”，他说，一争论，尤其是“左”的东西一来，好端端的东西，就给毁掉了。
刘吉：党的决策层对此非常清醒，十四、十五、十六大报告中，党章里，都体现了“警惕右，主要是防左”的思想，小平逝世后，我们党对“左”的态度很明确，第一，宽容，这是从小平那继承的，不能用过去的斗争方法来办事。第二，就是不能任其自由发展。
记者：这中间有没有“插曲”？
刘吉：曾有人提出，改成“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左”、“右”都要反，说这样更准确。“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这句话理论上没错，一万年都可以用，说了等于没说。但小平同志讲的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的，有特殊指向的。
尽管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但在之前的1992年，就通过南方谈话为中国确定了航向，中国事实上已走上一条邓小平所确定和希望的道路，经济腾飞，整个社会也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记者：而这些年来，思想理论界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歇，而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有哪些？
刘吉：有许多创新。比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人大的时候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能变，后面还补充了一句话特别重要。这就是要始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下的基础性作用，这句话就定义了市场经济的属性。
提起这些事，刘吉自谦说，离开北京的这几年，也不大关心政治了，只想做点学问。但在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受到某些人士指责时，奋笔写了几篇文章，《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科学地对待经济学家》等。他真的动怒了，字里行间剑拔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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