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很挤，瘦小的程丽站在离车门不远的地方，她打算找老乡借钱去。因为找不到工作，女儿幼儿园的学费已经欠了好几天，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此刻，她口袋里只剩下十几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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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上来个高高的中年男乘客，牛仔裤的右口袋鼓鼓的。他侧身从程丽身边往里挤。
一瞬间，程丽的心“狂跳起来”。似乎并没多想，她便把手伸向鼓起的口袋。她看到皮夹里有些不知什么用处的卡，手忙脚乱从里面抽出一沓钱，然后把皮夹扔进车门边的垃圾桶。
男乘客很快发觉皮夹不见了。“车里有小偷！司机别开门！”他高声喊道。
“你的皮夹……不是在垃圾桶里吗？”程丽本能地冒出一句。她在电视上看到过，城里人丢点钱还不是最可怕，但卡丢了会很麻烦的。虽然她的声音近乎是嘟囔，但男乘客还是听到了。
他弯腰捡起钱包：“哦，真的在这里，谢天谢地！”司机闻听此言打开了车门。程丽的“心怦怦跳着”，拼命挤下车。正在这时，男乘客发现皮夹里少了1000多元。
“肯定是刚才那个女人！”有人提醒他。男乘客急忙冲下车，没跑几米就揪住了程丽。
“我没偷！我没偷！”程丽哆嗦着，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那一沓钱，哀求道，“你让我走吧。”
男乘客一把抓回钱，却没放她走。他一手拽着程丽的胳膊，另一手拿出手机，拨打了110。
这一幕发生在2006年10月20日上海
大桥5线的公交车上。两个月后的12月21日早上，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的检察官李睿像往常一样，翻阅当天从公安部门移送过来的案卷。这是一起普通的扒窃案，一个叫程丽的女人在公交车上偷了1500元，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然而就在她要合上文件夹时，一封盖有贵州省织金县少普乡某村委会公章的信件掉落在桌子上。
信中称，该村村民程丽于当年8月到上海打工。她家庭贫困，遭丈夫遗弃，家中留有多病的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小女儿。另一个4岁的女儿依琳被程丽带到上海。这封信，是在村委会收到上海公安部门寄去的拘捕通知书后写来的。
李睿的心“登时一沉”：程丽有个4岁的女儿在上海，这两个月里，那小女孩怎么过的？经与公安部门联系，李睿得知，案发前小女孩在上海市南汇区周浦镇的育英幼儿园。
幼儿园园长陈建东来自安徽，在上海打工已有十几年，前年夏天办起这个面向打工子弟的幼儿园，每月学费200元。10月20日下午，陈建东左等右等，每天按时接孩子的程丽一直没有出现。翻出依琳的入园登记表，上面只有程丽的身份证复印件，却没有在上海的地址和电话。
傍晚，当幼儿园门口聚集着的自行车、摩托车和收废品的黄鱼车全部散去，陈建东只好把依琳领回自己家。
依琳夜里哭着要找妈妈，陈建东告诉她，妈妈到外地打工挣钱去了。他心想，程丽大约是被什么急事绊住暂时过不来了。第二天依琳发高烧，陈建东和妻子赶忙把小女孩送到医院打点滴。依琳住了4天院，可直到出院，还是没有程丽的一点消息。
按身份证上的地址，陈建东往程丽老家写了封信，一个月后，他收到村委会的回信和拘捕证的复印件。按照这个线索，陈建东领着依琳找到公安部门后被告知，在案件判决前，母女俩不能见面。
依琳成了陈建东的另一个女儿。他自己的女儿比依琳大一岁，两个女孩每天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玩。元旦期间，陈建东还带她们吃了肯德基。这是依琳从没享受过的“豪华大餐”。
直到两个月后的12月21日下午，检察官李睿和她的同事毛文静提着几大袋子食品出现在幼儿园，程丽和她的女儿相互之间才有了音讯。李睿记得，正在做游戏的依琳打开一袋“小馒头”，很懂事地分给其他小朋友。
了解到依琳在幼儿园生活得很好，李睿等人马上驱车前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提审程丽。
“你女儿在陈老师那里生活得很好，放心吧，我们刚刚去看过她。”这是李睿见到程丽后说的第一句话。程丽听罢，眼泪顿时喷涌而出，她一下子跪在李睿面前，泣不成声。
26岁的程丽面容娟秀，大眼睛、长睫毛。21岁那年，她和同村一男子摆了几桌酒席，按照当地的风俗，就算结婚了。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依琳出生。时隔两年，程丽又给丈夫生了第二个女儿。
在丈夫的拳打脚踢之中，程丽第三次怀孕了。7个月时，丈夫带她到医院做B超，结果又是女孩！
在丈夫的逼迫下，程丽做了引产手术。之后，这个男人一去不回。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女人生不出男孩被丈夫抛弃理所当然。
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程丽只能回到娘家。家里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只能靠种玉米和土豆过活。偶尔听人说起，到上海打工有钱赚，程丽横下一条心：“只要我不怕吃苦，总能给女儿挣到碗饭吃。”
2006年8月底的一天，安顿好母亲和小女儿，程丽领着大女儿依琳，坐上开往长途车站的农用车。长途车再倒火车，几天后来到上海。
在一个老乡帮助下，程丽很快找到一份在发廊洗头的差事。每月能挣七八百元，寄给母亲200元，交房租150元，依琳的幼儿园学费200元，剩下一两百元刚好够吃饭。程丽觉得这就是她想象中的“幸福生活”。
可好日子才过了1个月，那家发廊因门前修路而关门。程丽顿时慌了，每天一大早把依琳送到幼儿园后，飞奔着到各处找工作。饭馆服务员、服装摊售货员、商场保洁员等等，她全被拒绝了，都因为同一个原因；她要在下午5点前到幼儿园接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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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接完孩子回来继续上班，干到几点都行！”她一次又一次哀求，但没人同意。
出事的前几天，已经到了该交依琳下月入托费的日子，程丽不能再拖。那天，她跳上“大桥五线”公交车，本准备到川沙老乡那里，请她帮忙介绍一份工作，顺便再借200元，谁知情急之下……
了解过程丽的情况，李睿已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对程丽的量刑，需要兼顾对她的教育改造和照顾孩子。随即，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加快审理此案的进程。鉴于程丽是初犯，主观恶意不强，并有悔罪表现，建议从轻判决。
“以前看到过母亲被羁押，孩子在家中饿死的报道，”这位年轻的女检察官说，“对程丽的案件，我们本可以按正常的程序办理，但作为女人、作为母亲，我于心不忍。”
按照法律规定，扒窃800元以上即够定罪标准，应判处8个月以上徒刑。经与法院多次沟通，双方达成对程丽判处缓刑的共识。
但接着一个新问题出现了：被判处缓刑必须有专门的帮教人员，但程丽是外地人，如果不能找到对应的帮教人员，就不能判缓刑。
那几天，李睿给能想到的各有关部门打电话，但对方均答复只对应自己辖区内的嫌犯。
通过无数周折，南汇区周浦镇横桥村妇代会主任俞萍华成了程丽的帮教员。她的职责是每周至少一次与程丽谈心，并尽力解决程丽的生活困难。
2007年1月12日，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程丽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听到判决后，程丽在法庭上“扑通”跪倒在地，再一次泣不成声：“谢谢法官大人！谢谢各位好心人！你们救了我两个女儿和一个母亲。”
当天下午3点，程丽在检察院有关人员的陪伴下，走进育英幼儿园。正在和小朋友一起吃饼干的依琳看到妈妈，一下子扑了过去。母女俩抱头痛哭。
检察院带来全院职工的500元捐款。陈建东免去了依琳的学费，并承诺在程丽没有找到更理想的工作以前，可以在幼儿园帮忙。
几天前，程丽在幼儿园附近找到一间平房。这是当地人自盖的小院中的一间，原本用来堆放杂物。对面的二层小楼把房间遮得一片漆黑。房间是铝皮顶，屋里有一个衣橱，一张书桌和一大一小两张床。因为被褥不够，母女俩让大床空着，彼此挤在不到一米宽的小床上。
每天从幼儿园放学后，依琳总是欢快地唱着歌一路小跑，拉着妈妈的手穿过一条菜地边的小路。回到家，母女俩就爬到唯一能感到暖和一点的床上，钻进被子，盖上所有的衣服，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开灯。
“我就看着她东念西念的。”程丽指着女儿的图画书，露出快乐的笑容。
上海一家媒体报道程丽的故事后，许多市民给报社打来电话，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有人想让程丽去她家做保姆，有人决定对依琳进行定期资助，也有人提出想要收养程丽留在老家的小女儿……
程丽的想法是，最好能在幼儿园附近找到一份工作。因为“陈老师那么好，女儿放在这里最放心”。
李睿曾提醒程丽，即便没领结婚证，在法律上，她丈夫对她们母女已构成“遗弃”，她可以起诉丈夫。但程丽最终摇了摇头，说：“毕竟他是孩子的爸爸，就算以后能偶尔来看看孩子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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