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牺牲多壮志
但歼十这样一个优秀机型研制成功的后面，却充满了曲折艰辛的历程，和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对此，可能谁也没有刘高倬更深刻地了解这一切。
刘高倬记得很清楚，对于歼十，曾经有人用近乎嘲笑的语气对他讲，“5分钱还想上长城！”刘高倬对此不以为然，“要干事儿，必须首先要有雄心壮志，要敢想敢干。如果没有阿波罗计划，我们人类今天还在地球上。如果当初没有邓小平同志的战略决策，我们大概也不可能有今天令人骄傲的新型歼击机。”
按照世界航空发展的历史，创新的产品和最新的技术通常不要超过20%，这样成功的概率就可能比较大。但是，歼十远远超过这个比例，而且取得了成功。刘高倬认为，这后面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献身精神。
中国一航某所所长王复华，他率领一个团队攻关防滑刹车系统。当时，2个月已过仍未能攻下来。每天他们都要将飞机推出去滑行，发现问题，然后连夜攻关和改进，第二天又接着出去滑行。因为担心拖了整机研制后腿，春节大年三十是把饺子送到试验台过的。
正月十五，王复华和团队仍在现场。看到这样辛苦，刘高倬“命令”大家晚上聚个餐。“但聚餐的时候，全所同志一个也找不到了。直到晚上很晚见到了王复华同志。我说，‘老王，不是说好了晚上聚餐吗？’他说，‘我们没有脸啊！’”刘高倬说自己当时感动无语，“多么令人骄傲的同志啊！其实，他们是在探索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他们终于攻破了这一难关。到今天为止，这个刹车系统也从未出过毛病。”
歼十的曲折还体现在“张三滴”故事中。首飞日期已定，而且报告已获中央领导批准。在真正临近首飞时，刘高倬记得开了一个非常凝重的会议，会上对之也有不少不同意见。最后目光落在了刘高倬身上，等待着其决策。刘高倬决定首飞，要求把所有该准备完成的事都完成。
“但是，第二天下午再做一次发动机开车的时候发现了三滴油，开了两次会找不到原因。”刘高倬顶着巨大压力决定暂缓首飞，“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三滴油’问题可能不至于影响首飞，但是我想我们要干的是精品，必须精益求精，尽管中央领导已经批了，压力巨大，影响巨大，也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
对于歼十，一直有一个提法，就是“做前人没做过的事”。“但什么叫做前人没做过的事？就是要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成与败的考验。”刘高倬用一个试飞故事诠释了其中的含义，“从录像上我们看见，首席试飞员同志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与屈建忠同志(中国一航试飞院负责人)抱头痛哭。我问他为什么与老屈抱头痛哭。他说当时天气不好，在上飞机的时候，看见屈建忠同志掉头抹眼泪，但假装没有看见，怕影响情绪。”
“谁都知道试飞事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业，这次迈出了这一步，油门一拉，飞机出去了，能不能回来？这就叫作生离死别。”歼十首飞时，刘高倬说自己的脑袋一片空白，现场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试飞员的妻子一个人坐在那里强忍着眼泪悄悄等候，“首飞终于成功了，几乎所有人都抱着试飞员，这种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宣泄，非常自然。”
就是在试飞员不断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全体参研人员不断面对成与败的考验中，歼十终于获得了成功。这后面，中国一航副总工程师许德仍在与病魔作着顽强的抗争，歼十试飞总师周自全因工作操劳奔波曾被医院下过病危通知，而中国一航成飞公司总经理杨宝树以及肖党生、袁承昌等人更因工作而忽略了身体，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中国航空工业“脊梁”已成
“正是有了这些牺牲，换来了今天中国航空工业的绚烂春天。”刘高倬认为，歼十的成功研制的过程，既为我军研制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空战装备，更为我国航空工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此，他向记者总结了其中的经验和体会。
“今天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王者风范，向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在总结过去20年的时候，也可以自豪地说，经过风风雨雨的战斗，我们的能力和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跃升。”刘高倬认为，没有20年的自主创新搞歼十的拼搏，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水平。
他说，研制歼十，我们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对新一代飞机设计、制造、试飞等技术的开发和积累比较缺乏，研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经费投入少、设施不足和非议怀疑等等困难。而且，国外也对我们进行层层技术封锁。
“有人对歼十飞机的先进性和我们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事实是，正如中央领导所讲，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所有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人家是不卖的。”因此，刘高倬介绍，“歼十研制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就得靠我们自己，完全靠我们自主创新，用耐得住寂寞的精神，像一场长跑接力赛一样，通过一代一代的接力来实现梦想。”
“正是通过这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的研制道路，中国航空工业在取得歼十研制成功的成就同时，我们造就了一支能打硬仗的航空科研队伍，并且成功地完成了新老交替，使我们这支队伍永远年轻。”刘高倬把这总结为，“得到了一个型号，提升了三个领域。”
这就是，其一，提升了我国航空研发能力，使我国航空工业具备研发生产的所有的条件，初步具备了研发下一代战机的能力；其二，同时构建了一套包括飞机、发动机、导弹、机载设备等研制方面有效运转的系统或体系；其三，培育了一代航空科研人才和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其中，最后一点最为刘高倬骄傲。“现在，我们的管理者是一批40岁左右的人，我们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也是一批40岁左右的人。”比如，中国一航副总经理张新国48岁，中国一航成都
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杨伟44岁，中国一航成飞公司总经理罗荣怀46岁。
为此，刘高倬曾对视察中国一航的中央领导汇报说，“我们这个团队现在最大的收获，就是造就了一支能打硬仗的年轻队伍。可以说，现在党交给我什么样的任务，我都敢毫不犹豫地拿下来。”(《瞭望》新闻周刊 记者王健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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