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铁窗生涯之后，周正毅走出了提篮桥监狱的高墙。短暂的自由仅维持了4个月，2006年10月，周正毅再次被有关部门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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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
司法和公安系统的高墙背后，却有人因为周正毅而失去自由——上海市看守所所长黄坚因接受周正毅家属贿赂，于2006年12月下旬被刑事拘留。
在接受记者电话询问时，上海市看守所办公室并未否认黄坚被刑拘的消息。
《财经》杂志的报道说，据有关部门初查结果，周正毅及其亲属等三人在上海市看守所羁押期间，身为看守所所长的黄坚，接受周正毅亲属贿赂共计人民币49万余元，另有港币、金银首饰若干。黄为周正毅等人在羁押期间的生活和对外联系提供了方便。
此前的2006年8月，上海提篮桥监狱教导员俞金宝因严重违反党纪，被有关部门双规。
专家说，受贿渎职的政府高官或经济要犯，一旦锒铛入狱就应与普通囚犯无异。但他们在狱中享受的特殊待遇，进一步暴露出监所系统的体制漏洞。
而目前，这个坚固神秘的系统的改革正在按部就班地缓慢进行。
特犯周正毅
按照中国的司法程序，隶属于公安系统的看守所是获罪者的第一站。在检察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期间，犯人一直在看守所服刑。法院裁决生效后，根据不同情况，犯人再转到不同监狱继续刑期。
但周正毅在上海的三年牢狱生活，处处显示出与众不同。周于2003年5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后，一直由位于浦东新区沪南路的上海市看守所收押，直至2004年6月26日转至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
据《财经》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接受周正毅家属分三次送出的贿赂后，看守所所长黄坚为周正毅等三人提供了生活和通讯便利，如可享用每餐“四菜一汤”，允许其使用手机等，“客观上为在押人员和案件关系人内外串供提供方便”。
此外，在被羁押上海市看守所的一年间，周正毅至少到位于杨浦区的上海监狱总医院看病三次，每次该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
据上海司法系统内部人士介绍，上海监狱总医院为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下属事业单位，这家医院负责全市政法系统内罪犯、犯罪嫌疑人、劳改人员的防病治病工作。监狱管理局的下属企事业单位，包括监狱总医院、上海华夏宾馆等等。“这些下属企事业单位有可能成为犯人家属接近监所内部人的通道。”
提篮桥监狱教导员俞金宝案发后，有人在上海司法系统内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忏悔吧，有罪的人！》，文中提到周正毅并没有按正常程序收押入监：
“按照有关规定，除未成年犯、女犯直接由少管所和女犯监狱收押外，所有男性罪犯，包括判处死缓和无期的重刑犯，一概都由上海市新收犯监狱收押，然后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不同类型的罪犯，分流到不同的监狱中去。但周在刑事判决书生效后，经过某些神秘人物的安排，又极其神秘地直接从市看守所来到了提篮桥监狱。”
上海司法系统内部人士说，犯人都希望到有熟人或有关系的监狱服刑，去哪家监狱服刑“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上海提篮桥监狱一般收押重刑犯和长刑期犯，事实上也是一些“特殊犯人”的服刑地。周正毅于2004年6月26日转至提篮桥监狱，在那里受到了“一对一”教导员俞金宝的特殊照顾。
知情人士透露说，周正毅抽的熊猫烟都是交给看守保管的，“别处都是外面的人给里面的人抽烟，周正毅是里面的人给外面的抽烟”。
有了俞金宝的关照，周正毅在饮食、起居、通讯方面都获得了不同于普通犯人的“特惠”，《忏悔》一文的作者说，“体现人权观念的亲情电话，在周那里变成了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灯下黑
“其实在公、检、法、司的链条上，司法监狱是最后一环。监狱只是最终的执行部门，而前端腐败的监管才是盲点。”上述司法系统人士说。
因为周正毅案而受牵连的上海司法系统人员不仅仅是黄、俞二人。一位周正毅案的相关律师，用“灯下黑”来形容司法监所系统存在的问题，越是光亮的地方，投下的阴影也越浓重。
据知情人士介绍，早在2004年8月，周正毅入狱之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位前副院长就被取保候审。此人曾主持审判过许多案件，包括曾担任周正毅一案的审判长。
而隶属于公安系统的看守所，“因为关押的是未决犯，所以寻租空间更大”。一位熟悉刑事案件的律师说，“一般各区县的案犯就关在自己区内的看守所，且看守所经费多来自于本级财政，所以本级的行政领导就很容易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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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在看守所期间的普遍“套路”是，先取得公安上层或者本级行政领导的默许，然后弄一张病历证明，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取得“取保候审”的资格。
有些地方的看守所，在中秋、春节期间准许在押犯人离所探亲。而犯人亲友通过“活动”看守所干警，为犯人取得离所探亲的机会。
在监狱阶段，犯人也可以以身体原因取得“假释”。“因为健康的弹性最大。监所基本都不复查。”上述律师说，如果有关系，在看守所可以获得单间居住，也可以安排在没有监控设备的房间审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看守借口去抽烟，未决犯就有串供的空间，律师也可借机谈与案件相关的内容。”
检察机关在某看守所作的一次调查显示，实践中把一些常见疾病作为严重疾病保外就医的占了70%；此外，虽患有严重疾病，但罪犯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又占了21%。
上述司法系统人士说，看守所是不让被押人员身上带现金的，但一个普遍的途径是，钱由被押人员亲属以吃饭钱的名义交到看守所。
2005年，厦门市第一看守所民警吴祖仁因受贿28万元被判刑13年。因为帮忙传递字条、香烟、食品等，吴祖仁当起了看守所在押人员及亲友的“邮递员”，所得“工资”便是那28万余元。
一些“特殊罪犯”的律师，往往在当事人看守所收押期间，大力活动，“或串供，或修改财务资料，或寻找关系”，为当事人量刑和选择监狱“尽心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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