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将户籍、档案挂靠在集体户口，而在广州又没有房产及亲戚的年轻人来说，落户集体户口前单位往往会和他们签署一份协议，如果需要结婚生子，他们就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户口外迁。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目前有数十万集体户，一旦他们没有房产和直系亲属，结婚、生育就成了一个令他们头痛不已的问题(12月4日《信息时报》)。

众多人的婚姻自由被集体户口紧紧地捆绑，可以想象，这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尴尬与苦涩。然而，相关管理单位对此却各有各的理由：在集体户管理者眼中，他们只管户籍难管计生，让落户者结婚后把户口外迁实属迫不得已；计生部门则称，广州的流动人口太多，涉及和需要协调的关系十分复杂，目前没有更好的可操作的办法；公安局户政处又表示，集体户本人与所在的单位的协议属企业行为。俨然是必须如此。

众所周知，婚姻自由是我国宪法与法律所赋予公民的。可是，这样的自由，现在却要被一纸户口给牢牢捆住，这又是怎样的可悲呢？

在保障公民实现权利和自由问题上，公权部门本应没有任何理由可言。打着“方便管理”旗号的种种做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权力的自大与自私。对于相关公权管理部门而言，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竭尽所能地为公民提供方便的服务，而不是用“一刀切”的做法，以剥夺权利和自由为代价，来实现所谓良好的“制度初衷”。

既然我们所处的已经是一个自由迁徙的时代，那么，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就必须由户口管理向人口管理过渡。也就是说，户籍制度只应承担单纯社会管理职能和人口信息统计功能，而不应该再在其上附加其他的东西，不应该再以其作为捆绑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善治。事实上，我们也已经看到，从制度层面上，当前户籍正在或渐渐与教育、社保、结婚、生育等问题进行脱钩，在这样的情势下，公权部门要做的，就是在管理中放弃“户口捆绑”思维，以更多的制度创新来提供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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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人们之所以服从政府的管理，是因为政府可以在给他们造成最小不便的同时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户口”捆绑婚姻自由的根源完全在于公共服务的缺位。这为我们展示的，是当前城市管理者的无能与懒惰，我们的城市也必然会因此而缺失太多诸如公平、公正、开放这样的城市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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