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节前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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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缺乏标准及权威数据
专家们注意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
在专家的眼中，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可能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同时，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也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1978年为2．5亿人，2004年已经迅速下降到2610万人。与此相比，城市贫困问题却有发展的趋势。以2004年为例，专家们估计的数据是，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至8％，高于同期农村。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国家权威部门制订城市贫困标准，开展专项的贫困状况调查，并定期发布城市贫困人口的统计数据。”经济学者高尚全这样表示。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对城市贫困居民有这样的描述：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到了严重的排斥。“贫病交加”使他们的命运堪忧。
城市贫困将部分发生“代际转移”
尽管2006年的日历才刚刚翻开，但住在湖北省中部一个小县城的59岁的老余却恨不得赶紧跨入2007年。老余盘算的是，60岁后，他就可以去社保部门领到几百元的退休金，不用去给别人打零工了。
过去曾被农村老家人羡慕吃上“商品粮”的老余，其实已经差不多10年没从原来的单位领到过工资了。
老余和农村户口的老伴近10年就靠老余一个人“创造性”的劳动为生，从当小贩到做泥瓦工，反正什么能糊口就干什么。除了必要的温饱消费外，老余一家的消费支出似乎定了格——上世纪80年代时兴的电视等三大件一直沿用至今。老余说，至少当年的几十名同事都和他的生存状态相同。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的看法是，今后我国有两类人群容易陷入贫困：一类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贫困呈代际传播态势，可是第一代人对贫困还无所谓，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就难以忍受了；第二个容易贫困的社会群体，是老年人口，他们的贫困发生率大大高于其他人群。
解决城市贫困问题需要政府通盘考虑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认为，解决城市贫困的问题要比农村脱贫还难。首先，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存在“增收和减负”的可能。其次，城市贫困家庭也很少有向其他城市转移的机会和能力，因为他们没有土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很难承担迁移的风险。
有专家给贫困城市开出的药方包括：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城市服务业，但反对的专家认为，依靠服务产业脱贫可能在经济发达地区走得通，但在贫困地区就不一定行得通。
经济学家高尚全认为，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关键是政府应该对贫困人口给予一定的保障，同时积极鼓励劳动者就业。
这位学者称，以就业获取收入作为基础保障，这也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保障模式。因此，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就显得尤为关键。在制定公共投资、财税金融等宏观政策上，要尽可能以解决就业为导向，尽可能扩大受惠范围。
高尚全等专家认为，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解决城市贫困问题，需要跟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相关扶持政策结合起来，通盘考虑。需要修订有关资源法规，允许部分资源收入地方与中央共享，地方分享部分应全部用于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实现经济转型。还需要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条件援助”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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