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与晚会共同走入商业化
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金子般的平台，所以各类演员走上来的时候，也免不了被名利一下。
还记得那个费翔么，一个当时在美国百老汇不入流的演员，因为在春节晚会上点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他一直火到现在。邓在军回忆起当年捧红费翔的经过时说:“东方歌舞团的王昆拿来他的磁带和海报，我一听不错，连夜就写报告。”其实当时费翔所唱的歌一首是台湾歌手高凌风的，一首是文章的。但就是当时唱别人口水歌的他，因为春节晚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创造了中国歌坛的纪录: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销售了2000万盒，在内地开了63场个人演唱会。现在的歌手的专辑卖到10万已经是巨大成功，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费翔的出场费达到1万美元，直到今年年初，他还来到北京
开演唱会。香港歌手张明敏，一首《我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随后他的专辑也卖出近千万盒，而后来人们才发现，他在香港不过是一个名气并不响亮的歌手，只不过是当时有人去南方出差，在一辆汽车上听司机放他的歌才知道他的。
现在人们比较熟悉的歌手朴树，虽然他只在春节晚会占据了仅仅一分多钟时间，没有完完全全把朴树的性格和他的音乐非常好地展示出来，但晚会后朴树的唱片订单一下多了很多，穴单也多了不少，这比他跑遍全国拿几十个奖还管用。春节晚会对个人和公司来说的确很重要，这就是春节晚会的宣传效应。
春节晚会的确是一个可以让人一夜成名的好地方，正因为春节晚会有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才使很多演员越来越重视这个平台。
春节晚会出现的演员很多，但是获利最明显的主要集中在歌手上。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艺团体的改革让很多歌手不再依赖单位的铁饭碗吃饭，他们必须靠走穴来为自己赚取更多收入。而进入90年代，随着唱片业的兴起，歌手进入商业运作成了大势所趋，这时市场推广、提升人气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与此同时，春节晚会的盘子也越来越大，歌手与春节晚会同时进入商业化时代，二者同步前进。所以，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歌手便把春节晚会当成扬名立万的最佳场所。
关于“条子演员”
其实第一个意识到春节晚会名利效应的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女歌手，当时，她默默无闻，所以无论如何她也不可能有机会走上春节晚会舞台。但是她通过一个极特殊方式把一张条子递给了当年的晚会导演，因此她不仅顺利参加了春节晚会，而且还独唱了一首歌。这件事发生在1988年。如今，这位歌手的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但她这种方式却被后来人发扬光大，因春节晚会而衍生出一个新名词:“条子演员”。“条子演员”的出现往往是让导演和主创人员头疼的事情。“条子演员”以民歌手居多，戏曲演员其次，之后是流行歌手，而美声歌手几乎没有。记者在一家录音棚里采访时发现，这家录音棚近来生意红火，录音师告诉记者，最近来录音的大都是民歌手，录音目的是往春节晚会送歌。这些歌手大都没什么名气，有的甚至只具备卡拉OK水准，但他们不惜花上几万块钱的制作费录上一首歌。
“条子演员”的出现与壮大的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初，出现个把“条子演员”安排起来还比较方便，但是后来越来越多，他们各显其能，往春节晚会里钻。以前，即便是“条子演员”，虽然托了关系，但还是用作品说话。现在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也知道作品是春节晚会强加的，与其说强加给别人，还不如强加给自己。于是，大量的年轻演员根本不顾及作品，甚至一年来根本就没在中央电视台露过面，但春节晚会一定要上，只要安排一个露面的机会就行。这构成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
春节晚会应该是囊括一年的文艺精品，聚集一年来人气最旺的人，来共同完成这台节目。但由于有这么多的人关注春节晚会，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条子来“支持”春节晚会，最多时候会有上百个“条子演员”。于是只好从这条子的分量上分出轻重和三六九等，按以前概率，每年的“条子演员”被拦在外面的大约占2/3，能上晚会的“条子演员”占整个演员的1/4。递来的条子，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哪个必须办，哪个可以缓办，这些人的位置也非常重要，比如在舞台上靠前还是靠后，在零点以前还是零点以后，这都成了学问。一般春节晚会的准备期是在4个月左右，前两个月是策划和准备期，进入第3个月以后，基本上导演、主创人员就开始围着条子转了，琢磨怎么把这些“条子演员”安排好，摆好这些演员也是衡量导演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这些条子是从哪里来的？
春节晚会不仅是央视在除夕夜献给观众的一道电视大餐，同时也是央视大的攻关项目，是央视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以前人们总以为春节晚会是不干不行，是老百姓的一个需求，实际上它是两个需求，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央视自己的需求。
春节晚会前的若干次排练，每次都要招待很多人，包括与央视有关的职能部门，供电、供水、规划、交管……另外，它还要组织各种演出队，做热场演出，特别是语言类节目，要轧场子，试它的包袱，所以到各个部委去慰问演出，一方面是为了检验作品收看的反响，另外就是公关。
很多演员摸清了这个规律，所以借助春节晚会答谢职能部门这一层关系来把条子递过去，每年条子来自于各方面，有些就是跟央视工作、运作过程中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领导递的条子。
接下来就是如何安排这些“条子演员”，也就是在晚会具体实施阶段，演员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干扰。所以，基本上剧组在电视节目构架之前，先早早地设计出几个“筐”，把这些特殊演员装进去，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安排联唱和合唱，这就出现“以前李谷一一个人唱6首歌，现在6个人唱一首歌”的现象。
其实观众不喜欢一堆人唱一首歌，导演和主创班子也不喜欢。有些歌曲必须一个人唱，才能够易于流传。极个人化的歌曲非要一堆人去表现，个性就不明确了。但是四个半小时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以近三年的晚会为例。2000年的合唱多达12个，一些明显是“因人设节目”。几个女歌手居然唱了一首老掉牙的少儿歌曲《找朋友》，而这一年并不是什么“国际儿童年”。2001年的合唱飙升到21个，几个莫名其妙的组合，如“青春美少女”、“动感男孩”、“梦幻想”，观众永远不知道他们唱过些什么。一首《西部放歌》，节目单上就写有13个人的名字，这还只是“主唱”，不包括“伴唱”，这一舞台花团锦簇的代价是什么呢？惹上经济问题的导演赵安在有一年春节晚会后曾经给出这样一个数字:一共有歌曲45首，其中21首是唱完的，其中有4个歌舞组合，每个组合中至少有5个左右的联唱，演员一共有700多人。
甲丁认为:“对演员来说，春节晚会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如果你要不是腕儿，再没有一首好的作品，上春节晚会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是让朋友和家人高兴一下，对其他观众来说没有任何感觉。可是对于那些已经成腕的人，在春节晚会上露了脸，占据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充当一个比较好的角色的话，可能来年走穴的穴单会比不参加晚会多一些。而这一天，‘品牌’太多，对一些不知名的演员，没有好作品，第二天人们还是会忘记的。”毕竟春节晚会的广告效应是巨大的，如果以1.2亿元的广告额来划分这四个半小时含金量的话，平均每秒钟是700多元，如果一个独唱演员占据三分半钟的时间，他自己在这个时刻至少值15万元，广告效应多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演员为这三分半钟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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