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青岛
应届高中毕业生栾倩等三人起诉教育部《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的计划》违宪，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他们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而教育部的这一行政行为，根据地域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的限定，不同地域的考生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等级，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这一诉讼虽以栾倩等人的撤诉而告终，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今年，全国政协委员李志文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地域歧视”，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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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李志文的提案，北大等高校的负责人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的现象，但却否认这是不公平的。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认为，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在的制度安排“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能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也认为，各地招生指标的差距“没有什么公平与不公平”。
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各大高校的招生指标分配，在照顾了教育欠发达省区的同时，将更多的指标倾斜给了高校所在地。如北京大学将13%的指标给了北京，复旦大学40%的学生来自上海，而浙江大学来自本省的学生甚至高达70%。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认为，照顾教育欠发达地区，没有改变指标分配向强势地区倾斜的基本倾向。“定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中的定额制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全国政协委员李志文建议，全国重点大学的高考试题或者由国家统一出或者由各大学自己出，录取时取消地域界限，取消名额差别，严格按照考生分数高低录取。调查中，55.7%的人赞同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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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校长们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面对指标向当地倾斜的无奈。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认为，名额分配“应该做些调整”，但这需要“由教育部牵头”。“指标原则上是由浙江大学定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省里对我们是有要求的。”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说。显然，高校与当地政府存在著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在指标各校自主的情况下，这些大学很难拒绝当地政府指标倾斜的要求。对此，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倒管了。比如，全国教材是否统一、民间办学是否准入等，完全可以放开让市场调节的，却被政府严管著，即便怨声载道，至今没有松动的迹象。同时，全国各省区高考名额比例，这是涉及社会公平的头等大事，明明该管却不见有人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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