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李盾(木旁)：战略环评和民主决策。（腾讯网独家图片）
清华大学教授李盾(木旁)：战略环评和民主决策。（腾讯网独家图片）
清华大学教授李盾(木旁)：战略环评和民主决策。（腾讯网独家图片）
李盾(木旁)：
大家好，我今天在这里讲的题目是战略环评与民主决策，实际上这是一个命题作文。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做的环评，在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这个层次上。那么我们如果看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从整体上说，从决策，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战略问题，到规划到项目，因为项目到具体企业来说，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在今天这个时代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那就是我们的企业家。而我觉得作为经营者来说，他作为经营的企业这是一方面，同时他也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企业，一方面作为经营者，他非常有理由首先考虑他的利润的取得，他要牟利。而作为社会的成员，他就同时富有社会责任，他有他商行为的伦理，所以在这方面当我们整体的看到国家、企业以及社会三个层面的时候，我们来看环境问题、来看决策问题就会有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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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我们谈到战略的时候，谈到战略底下规划的问题，以及联系到具体项目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提出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或者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从政府的问题单子上排序上哪一个是放在前面的，他可能有多种目标，但是在这时候哪一个目标是放在前面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主要是为了人，为了提高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是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还是为了赶超和拼比发达国家。
我觉得我们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在相当的程度上缺乏一种忧患意识，但却有一种在上一个时期，在计划经济那个时期留下来的敌情意识。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从党政领导在很早以前就提出我们首先面对和平发展两大主题，我们是不是真正这样想，还是我们着眼于和平发展的另一个对立面，我们首先考虑那个问题。如果我们首先考虑我们确实和平发展是我们所面对的主题，我们首先为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考虑，那么我们就会有另一个思路，那么我们就是要考虑到以人为本，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要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和谐，要取得一种双赢。如果我们沿袭了过去那个时代，沿袭了计划经济那个时代，我们阶级斗争那个时代的思路，那么我们就会强调另一种所谓的抽象整体利益，强调要战胜别人和要战胜自然。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究竟在我们一种战略思路上怎么做规划，以及规划和环评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里我觉得首先应该有一个好的规划标准，我们做环评的时候是评价是否达到了这个，而不是做规划的人只想自己的目标，本系统、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而环评却从环境上为这个规划把关。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一个整体的政府，我们现在改革之后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地方利益和全国的利益，政府中各个部门所想的确实不是很统一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当社会多元的时候，社会不同人民之间的利益和主张是不同的，是多元的时候，而却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政府，这样才能够衡平不同的利益，考虑到大家的利益，协调大家的利益，考虑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因为我们往往在一个领域、一个区域、一个部门上看可行的，恰恰是在整体上出问题，环境问题也是这类的问题。
底下我想谈一下影响我们规划的几种观念，我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观念。第一人口和资源的关系是不是有一定的区别，我们总是讲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还比较落后，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人口多资源少，于是就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这种状况？我个人不大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们看发达国家除了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他的平均面积上的人口比较少，资源比较多以外，相当多的发达国家都是人多资源少。我们再看一看我们中国在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发达的城市、发达的地区，也都是人多资源少，人少资源多也并不见得你发展就好。
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比较，曾经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世纪之交曾经做过三次这样的比较，我们谈一下最后一次比较的时候，也就是世纪之交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大陆每平方公里上站这的是129个，当年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860美元，而在同时中国的台湾每平方公里站着的人是595人，他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2838美元，同时，中国的香港每平方公里站着的人是6218人，他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280美元。那么在国际上，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日本四面环海，他的资源缺少，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333人，是当时中国大陆平均人口的2.58倍，但是他的人民国民生产总值是37850美元，是中国的44倍。以色列资源缺少，发布条件恶劣，地处沙漠，水资源奇缺，但是他却是高耗水能产品的输出国，他每平方公里上平均人口是269人，是中国大陆的2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5860美元，是中国大陆的15.38倍，荷兰有将近1万的国土，在海平线下，地势低洼，却是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农产品出口大国，他每平方公里上站着的人是456人，是中国大陆的3.53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820美元，是中国大陆的30倍。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强调的问题不对，但我觉得最起码是不全面的。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既定的思路、既定的规划、既定的项目的行为方式、运行方式是不是可以改变的。第一点我要提的就是我们究竟需要多少，不管是对资源的需要、能源的需要、对直接用于消费的产品的需要，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我们定的目标，我们受到一种消费主义的影响，那个目标是是一个很合适的目标？第二点，我们定出的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是不是同样的生活质量可以很好，甚至比达到这个目标更好。
第二点就是有没有节约的幅度，这个大家都清楚，我们在资源、能源、产品紧缺的时候，我们的浪费是极大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可以不可以有替代，比如说我们在能源上有水电、火电、风电、潮汐电，我们是不是可以替代，我们有些地方不去替代，我个人的看法是有部门的利益，那些办法可以替代，但是我干的就是这些东西。
第三点，目前受到职责的一些生产方式是不是不能改变？说这个东西不好污染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取消它？我觉得有些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把钱和精力投入到研究怎么降低污染，我们有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那么为什么在需要的层面上、替代的层面上、在是否污染在大层面上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就是后发劣势的问题，那么后发是有很大优势的，就是可以避免很多前人走过的弯路。那么也是有劣势的，就是制度模式空间使得技术改革最延缓了，而这种制度模仿取代技术模仿的效率短期效果不差，长期代价非常高。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在近现代为什么上台阶的技术都没有产生在中国？比如说从没有内燃机到有内燃机，从没有用电到有用电，从没有核能到有核能，人家要对我们封锁技术，比如说知道原子弹这个东西人家对我们封锁我们也能够做到，而人家没有的，我们从不投入资金去做这种实验，去往前走这一步。为什么上台阶的都不出在中国？这就有一个问题，良好的技术是需要好的制度环境的。
我们看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里面特别提出来了，而且在我们总理发布这个纲要的时候，这是一个法规性文件的时候，也特别提出我们的制度性体制性障碍。我们改革之后有另外一个问题，有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也有体制的障碍，我们计划经济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规则阻碍了我们很多的进步，其中就有法制的问题。那么我们没有从整体上解决好问题，我们从部门系统的方面着眼去做规划，而整体的战略没有很好的调整衡平，这个时候如果出现问题，当块与块、条与条之间出现，当各个领域的规划出现问题的问题，环境往往是让路的，环境要退一步，我要让开，因为他那个已经做好了。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面对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有人说环境规划实施的承载能力，环境带来的新的一些能力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我恰恰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在做规划之前战略价值的目标是什么，和我们有没有能够衡平不同利益整体的政府，目前可以说我们政府的综合能力还是比较差的。以至于在有些时候我讲的可能更严重一些，我们看不到整体的政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几年特别提出强调执政能力的道理，因为当我们改革之后，当利益分化不平衡的时候，恰恰一个整体的政府要能够衡平不同利益，要能够超脱具体的利益考虑到这个社会的长期发展，考虑环境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里面还有一点，我们考虑到环境上是好一点差一点，该这样做该那样做，最后环境评价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有些问题是超越了我们现行法律底线的，有些破坏环境的问题是超越了现行法律底线的，同时他也是超越了人伦底线的，有些为一己私利他是超越了人伦底线，因为这样的问题不仅伤到了环境，还伤到了我们人权保护，还伤到了导致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个大中华范围内人们能认同的文化遗产问题，他往往在破坏环境的时候，对其他方面也造成迫害。
所以这样我们首先不是讲我们做环境评价的时候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进行，含量评价的方法手段，以至我们有人提出做比较大宏观的环评，比如说做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究竟有什么区别，我觉得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我们要谈的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决策问题。我们要谈到决策民主，我们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在十五大提出建设法制社会的方面，在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问题。那么要讲到这个问题有两个前提，一个就是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利益多元，就是进入市场经济了，不像我们过去讲的我们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而现在我们认识到大部分人的主张是不一致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转型，我们社会转型固然取得了很好的途径，但是我们要警惕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们出现了贫富分化，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恰恰要严格执行国务院退出法制化实施纲要，也就是说我们要克服体制障碍，最起码有这几点，我过去向环保方面提出，我不提出新的，因为先应该把我们已提出的做到，那就是信息公开，政府的信息要公开，公众参与，公众不只是被动员，而是要主动参与，而官员问责。
作为企业来说，我一直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谋取利润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富不仁，我们知道在1999年，在当跨越世纪的时候，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全球的联合部门提出环境计划，在2000年3月正式启动了这个计划，使个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国际联合组织、非劳工组织以及各个方面一起结合成一个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更加广泛的和平、平等、世界市场，并且促进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给世界市场共同的道德和面貌。我们知道这九项原则当中有三项都是在环境方面，他要求企业对应环境应该未雨绸缪，应该事先做好准备，要求主动增加对环境方面承担的责任，鼓励无害技术的推广和发展，问题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些年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企业不但有些企业自己没有做好，而且造成了一种环境，我讲这个话可能很不好听，把进入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都带坏了，觉得在这里是可以比他本国有更低的标准。那么我觉得我们要考虑到发展很重要，我希望我一直觉得当时代进入到这个时候，企业家对人类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甚至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作用的时候，那么我确实寄希望于中国的有良知的企业，他们不但能够使企业有很好的发展，能够取得非常大的利润，而且他们是负责任的，他们在经营好自己企业的时候，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是做善事的。
那么我觉得面对环境问题和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相连带的，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包括志愿者，包括非政府组织，包括传媒，大家齐心合力做好发展的这个宏大文章，不是单纯的从某一个领域、从某一个狭小的视点出发，我们共同努力，因为我们从法律的角度谈到人权的时候，环境才是第三代人权，环境权不是靠个人能够解决的，也不是政府能够解决的，这第三代人权比如环境权、发展权、共同遗产继承权，这样一些权利是要靠政府、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企业、传媒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有一种良好的合作，才能实现我们这一目标，也只有这一目标的实现，人类才能持久的生存下去，人类的生活质量才能真正有所提高。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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