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暗表示沉默，你就是共犯
人物周刊：我很关注“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您年轻的时候肯定没想过会参与政治活动，竞选“总统”、当“立法委员”吧，是您变了，还是时代变了？
李敖：我没变，我还是我！就像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他说他“不当官”，人家说：“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算不算官？”他说：“我来做就不是官。”我们并没有怀疑他是为了做官而干这一行的。所以对我而言，根本没有搞什么政治，而是用政治的平台来宣传我的思想，目前做这个事情也是如此。比如说我反对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我在外面用嘴巴讲，大家听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但现在我在“立法院”里面，我可以加入“国防委员会”来阻止他们，这样力量不一样了，效果也不一样的。用搞政治和不搞政治的标准来看我，把我看得太小了。
人物周刊：您这一生和国民党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敖笑）现在国民党在台湾已经是日薄西山了，您觉得您胜利了吗？
李敖：（果断地）没有！（即使有），这种胜利也像海明威一本小说的名字，叫“胜者一无所获”，“胜者一无所有”！
现在我眼看着蒋介石死掉了，他儿子死掉了，他孙子也都死掉了，连私生的孙子也死掉了，都不在了，剩下的，也都老的老、死的死，我的敌人等于都没有了。他们不是我的敌人，但是他们曾经拦过我的路，我现在也老了。
人物周刊：您一直是个斗士形象，跟强权斗，跟恶人斗，跟台独斗，为什么您不想后退一步，超脱一下现实，安心做您的学问，而选择现在这样一条人生道路？
李敖：这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我认为对邪恶、对黑暗，你表示沉默、表现出闪躲、与世无争，你就是共犯，是罪恶和黑暗的共犯。坏人做坏事，你看着他做（而不阻拦），你就是共犯。所以我才力竭声嘶，要出来讲话。
人物周刊：您一生都在争是非，为什么是非这么重要？
李敖：因为你所选择的，有的是美丑的问题，有的是是非问题，有的是善恶的问题、利害的问题，很多问题要面对，你不能样样都选，你只能选一种。对我来说，我觉得选是非问题比较好，因为我是个单干户，从事知识方面的单干户，选择是非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笑）！（插一句：您听明白了没有？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人物周刊：为什么老祖宗那些生存哲学对你没用呢？比如“危邦不入”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啊？
李敖：那些都不灵了嘛，不好用了。好比孔子可以“危邦不入”，可他周游的不过是列国而已。现在你去哪都要身份证、出境证、路条，是不是？并且处处是“危邦”啊。
人物周刊：您感到过痛苦吗？您的个人痛苦怎么办？
李敖：应该可以用自己的哲学把它化解。任何痛苦的感觉，在我看来都叫负面的情绪，好比说悲哀啊，生气啊，愤怒啊，沮丧啊，所有的负面情绪，在人生里都是可以从技术上把它消灭、或者减少的。
人物周刊：但是我很想知道，您在国民党控制台湾期间，先后两次坐牢，漫长的一两千个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没有痛苦吗？您是怎么消解的？
李敖：这就是自己的磨练。很多人磨练不过去，头发全白的，得了精神病的，很多。敌人有两个：一个是环境，另一个就是你自己。不可以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个敌人要消灭，这一点我做得很成功。我可以把自己控制得很好，我就没有多愁善感，比如说落日，（当然）我在牢里时是看不到的，现在我老了，坐在我的书房里，整天看到落日，我不会像林黛玉那样，发现花落了，就一边葬花一边哭，“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我没有这样子，花是花，我是我，落日是落日，我是我。你把它区别开，沮丧啊，痛苦啊，伤感啊，这都是错误的情绪，我们要把它正面化。
人物周刊：假如您不幸在中年时期就被牺牲掉了呢？
李敖：当时我可能还不能够完全释怀，现在我能了解了。第一个，我相信人间是有因果律的，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是，结果律是不一样的，就像《圣经》所说的，“我种了风”，可是我得到的是飓风，是台风。是否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你是没办法控制的。
有很多人被牺牲掉，千万人头落地，多少个冤案假案错案都会出来。如果你不幸是其中的一个，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会用很达观的胸怀去看它，一定会有许多人被牺牲掉的。
人物周刊：如果有人给您写传记，您最愿意别人怎么评价？
李敖：如果有人看我，就像爱因斯坦说甘地一样（一字一句地）：后代的子孙，很难想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曾经走过这么一位血肉之躯。
我认为后代的人看到我，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人处在乱世里，怎么能这个样子活下去？这是个很难有的经验。当然我也说过，我的运气很好，我没有成为千万个人头落地中的一个人头，冤案错案碰到过，但还没有致命。这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我们虽然遭遇过很多苦难，但还没有死掉。
人物周刊：您有没有一些避世办法，能让您多少逃脱一些灾难的？
李敖：应该有一些，“光棍不吃眼前亏”，这就是一种啊（笑）！我不会吃眼前亏的。我会用很多的技巧、很多的谎话来欺骗敌人，我会的，我会的（笑），不一定有效，可是我会的。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当年在特务审讯您、刑讯逼供时，您会忍着不承认呢？
李敖：是，是，那里面有很多的技巧，虚与委蛇（笑）。
人物周刊：您的豪杰气质，还有您的玩世心态，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很另类的形象，这是怎样形成的？
李敖：一般人是用一种很悲壮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很悲剧的，我不太会的。我会用轻松一点的。比如说侯宝林，红卫兵逗他，说要把衣服穿好，皮鞋擦干净，他说我不但皮鞋擦干净了，连鞋底也擦了油了。这就是说，一些很逗的方法会把敌意给化掉，有时候会有这种效果。
人物周刊：您的玩世态度呢？我感觉您骨子里是饱含救世情怀的人，但又用一种很戏谑的、愤世骂世的方法，来面对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样？
李敖：因为你不能把它搞得更严重，不然就得胃溃疡了。我最好的一点，就是不会得胃溃疡。我的老师殷海光，学哲学的，得胃癌死了。我就笑，哲学家得胃癌死掉，就像神父得梅毒死掉一样，神父怎么会得梅毒死掉呢？这个不搭调嘛。说明你这个哲学没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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