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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怜悯
8个月中，朱的每一步前进，都充满了痛苦的选择和摇摆。
她害怕父母同学亲戚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的事实。她曾经安慰自己，父母在遥远的西安下面的一个城市，是不看报纸和杂志的，也不会上网；她害怕失去目前可以隐藏自己身份的工作和生存环境，她不知道在整个中国，究竟哪里可以容忍她以一个艾滋病人的身份坦然而正常的存在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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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做了思想准备，如果朱拒绝公开自己的病情，将随时准备放弃关于这个女大学生的故事，这取得了朱的信任。从开始时故事和细节的撒谎，到最后的道歉、修正及坦然，朱走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也等待了8个月。
朱找到了一个说实话的地方，她只有在这个时刻，才快乐地体会到，可以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可以轻松而不需要小心地和人一起吃饭。“说真话的感觉，真像蝴蝶在飞。”她说。
她害怕这个社会的心理始终没有消除。尽管还没有想到，公开之后如何面对父母和同学。但朱已经坚决地决定，不再过这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她要背负着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见，真实地生活。
“我不奢望自己能给社会做多少贡献，我要让人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群，需要勇气和力量，改变已经被艾滋病改变的生活，回到众生的一般形态。”她说。
她不停地和我们用电话、电子邮件、书信交流，她深刻地反省着自己和这个社会当下的形态，试图从自己的遭遇中，总结出一个普世接受的对艾滋病群体的态度。
我有一个梦想
朱在2005年4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前只知道赶路，却忘了去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我现在开始学会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去享受生命的美好。我珍惜我的每一天，珍惜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其实我现在没什么顾忌了。如果讲我的故事，得到的只是同情和怜悯，这是我拒绝的。我需要人们对我的勇气和魅力的尊重。事实上，我要有面对生命的勇气。但我很难面对自己。说实话，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是自己。
她清晰地知道，自己和其他病人需要什么。她说，艾滋病感染者，一定要建立一个组织，他们不仅仅需要物质，精神的给予最重要。“如果他感觉这个世界很冷酷，这个世界很排斥他的话，就会有变态的心理，甚至你这么看低我，我就要故意传染给你。像有些小姐，她知道自己有，故意去传染给别人，如果要去唤醒这些人，应该成立一个组织。”
“我相信，有人在看到我的故事后，会有所感悟，会对行为和思想有所修正。无论是濮存昕做了什么，国务院发言人说了什么，那都是非常虚的，我给他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切的。”朱说。
朱认为，她没有把握好自己，踏入了生命的死胡同，不抱怨。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你也不能抛弃自己。她希望大学里头普及性教育。大一大二可以不开，大三大四健康教育这门课一定要开。她甚至希望，在中学就普及性教育。
“知道自己得病后，从来不去计算自己失去了多少，而是数自己还剩下多少日子。就那么多时间了，找也找不回来。应该是考虑自己该如何做的时候了。”
“关爱自己生命的是人，关爱别人生命的是神。也许我可以做一个神。”朱说。
朱仍然在那个小城里从事教育工作，学校是她永远怀念的地方；她惟一感到抱歉的是，不能够为父母亲建设一种让他们自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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