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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是教育供给不足的总病根: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http://news.QQ.com  2004年12月17日20:03   中国改革  评论()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

  任南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给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教育供给不足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某些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在笔者看来,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现行教育体制之恶。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给制?为什么要发粮票、发布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为教育的专横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很穷,但邓小平想通了国家穷的原因,就是国家权力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多的管制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和活力。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强化管制,相反,正是因为穷而要求放松管制,因为管制和垄断就是穷困的根源。邓小平因此支持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权力下放的改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序幕。人民公社干部对农民的控制权被消除了,农产品很快就丰富了起来。城市计划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权被减弱了,工业产品很快大批出现在市场之上。邓小平一生的功绩,不就是基于尊重基层的创造力,不就是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权力逐步下放到社会吗?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理由,反正就这么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而是变着法子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总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205所高等学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学中,私立中学仍有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代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中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横太垄断,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如果让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去管理美国的教育,那么每年占美国GDP高达1.7%的私人和社会资金将会被逼退出教育领域,短缺一出现,美国学生也非得听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高考指挥棒走不可!一个活泼泼的社会就会被整死。

  专横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集权过度,必然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但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民办教育投资人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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