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 希望网友注意,今天张老师特别强调了一下。
【张平】: 《国家干部》是特别大的16开的那种版本,凡是像正常书一样大小的,肯定不是我的,肯定不是正版的,《国家干部》是今年刚刚出版的书,刚刚开过研讨会,我觉得今天很多专家、作家和评论家对我的作品进行了诚恳而深刻的剖析和批评,包括对我的关注与呵护,这对我的创作大有裨益,我一定会深刻反省,努力进取,争取把下一部作品写的更好,尽管现在有很多出版社约我的作品,我也有很多素材可写。但我一定要沉下心来,争取能够写出一部有所突破有所超越的作品。
【网友】: 张平老师您好,您创作的动力来自于什么?
【张平】: 说俗一点,是因为想改变我的生存环境。我写作的时间很长,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东西了,我虽然正式发表作品是在81年大学期间,但实际上七十年代初期我就开始写作了。57年我父亲作为大学教授被打成右派,从西安被遣返回祖籍山西的一个山村,回来以后在农村里我们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农民中间,我在农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一方面农民和村干部觉得你是右派子弟认为你是"另类",另一方面农民有一种非常朴实的感情,他们觉得你是教授的儿子肯定有文化,那个时候各个机关都有文艺宣传队,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人民公社、县革委会他们都要你去写剧本。那时候年龄很小,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剧本,那些剧本都是模仿出来的,但由于有一些生活气息,所以很受欢迎,于是我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当地就小有名气。我十六七岁写剧本,也写过小说,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写作。但真正发表作品,是上了大学以后,大学三年级时才正式发表作品,从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的"创龄"非常长。
我的这种创作年龄虽然很长,但在上大学正式发表作品之前,并没有写过一部真正像样的作品。我当时的写作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离开农村,想重新回到让我梦寐以求的城里工作。但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中,让我更多的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农民。因此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长大,我和农民一起挨饿,一起受穷,我的血液里流着农民的血,我同农民建立了一种真挚而朴素的感情。我要为老百姓写作,为普通读者写作,主要是来自于这种经历,而这种经历也给了我动力。我不能忍受那些干部欺压普普通通的底层农民,我清楚他们付出得太多,而得到的太少,他们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是我不能忍受的,他们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们的冤屈就是我冤屈,因为我有过他们那样的处境和遭遇。所以我的每一部作品出来都会引发很多的争议,比如我的《天网》,当时有240多个处级干部把我联名告到了中纪委、中宣部、省委、省政府,最后又联名把我告到了法院,前前后后让我做了十年被告,由于老百姓的支持、声援,最终官司还是胜诉了。这些经历也同样给了我写作的勇气和信心。
【主持】: 在您的作品和您以前面对媒体采访时的一种交流,给人的感觉民本思想感觉非常多。
【张平】: 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农民,我现在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还在农村,我的父母亲也都一直生活在农村,我父亲78年右派改正,到2002年去世,始终没有离开农村,我母亲现在还生活在农村,我的亲戚包括我的爱人,她原来也是生产队长的一个女儿,后来跟我一块出来工作,其实我们都是农民,所以我跟农村、跟基层一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有几十个亲戚都在农村,包括那么多童年的伙伴都常常来找我,求助于我,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磨难,包括现在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矛盾和呼求我都非常清楚,所以我在我的作品中对农民、对底层的工人,投入了最多的感情。有人说我是人民的作家,是为民众写作,为民众代言,说我是民本作家,草根作家,所谓的草根作家实际上就是百姓作家。对这样的称呼我感到欣慰,也感到踏实。
【主持】: 您非常的平和,这里又有一位网友发来信息,问您怎样看待王小波和李敖的作品呢?
【张平】: 我非常尊重的两位作家,小波的杂文和小品写的极其出色,但他的小说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当然他有他的书写方式,有他的文学理念,有他的艺术追求,他的作品很深刻,但是有一个障碍,就是阅读起来我感到有些困难。可能一般的读者、普通的读者读起来肯定比较吃力,所以我同他的这种写作方式和艺术追求有一些不太一样, 我写作的第一要素就是希望读者能读懂,喜欢读,还有,我面对的读者就是普通读者、基层读者。那些高层次的读者肯定会更喜欢王小波的作品。王小波是我崇拜的一个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文学观念,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精神上的支撑,也给了我写作的勇气和力量,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东西,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李敖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作家,在那种社会环境下,他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坐牢也不怕,而且确实坐过多年的牢房,李敖狂放的性格不是我所有的,我保持的大概还是那种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意识,我生活在农民中间,我保留了农民的特色,我比较本分不善于言谈,但有时候我很有情感,特别是面对着民众疾苦,面对着老百姓的生存困境,面对着老百姓的呼求,我有一种忍不住要写东西的欲望,这一点也许和李敖有些相似的地方,李敖遇到不平的地方可以拍案而起,可以一切不顾,可以奋不顾身,但我有一种农民的怯弱,或者是农民的自卑,我没有他那么强悍,那种自信,那么果决。这一点可能跟生活的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环境有关。
【主持】: 您刚才说担心网友不关注您的作品,其实他们一直都很关注,这有一个新的问题,张老师对您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哪一部?您最欣赏的作家是哪一位?
【张平】: 过去在文革期间没有书读,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右派子弟,我在初中一年级时,人家都是红卫兵,我是黑五类,不能去串联,哪儿也去不了,我只能在学校里呆着,无聊了,常常会偷偷钻进学校的图书馆,在那些要烧毁的书里偷了一些书,其中有些书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图书馆里有很多世界名著我都没拿,因为我没读过,不知道那是好书,我拿的是《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其中还拿了一本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还有普希金的一本诗集,还有普希金的一个小说集,有中篇,也有短篇,可以说,正是这些不经意拿走的书,给了我一生的影响。在普希金的小说中,有一个短篇小说叫《驿站长》,我几乎读了上百遍,它对我的影响和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对我的写作观念的形成也是有着重大意义。九十年代初王朔也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对他有影响的最重要的作品时,他也说到了这篇小说,我觉得这足以证明像《驿站长》这样的小说对各种类型的作家都会产生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了大学,我又读了一大批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优秀文学作品,那时候还不像现在,想看什么作品,就能看到什么作品,我们当时能看的一些作品,更多的是一些早已翻译过来的经典作品,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等,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影响。
【主持】: 您最初是怎样对文学感兴趣的?您最开始的工作应该是教师。
【张平】: 我对文学产生兴趣时还没有当教师,为什么产生兴趣呢?第一我是右派的孩子,在当时是很受歧视的,一方面受到歧视,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家里经常缺吃少穿,父亲虽然是教授,是个知识分子,但他没有学到任何抗灾能力,一年四季,几乎天天为生计发愁,为生存奔波。7、8月份没烧的(做饭的柴火),2、3月份没吃的,十冬腊月没穿的,逢年过节没花的。家里有时候连盐也买不起,冬天连袜子、棉鞋也穿不上,父亲挨饿和愁苦的样子,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虽然穷苦,衣服穿的破破烂烂,但父亲的腰板从来也挺得很直,头发从来也梳理得整整齐齐。劳动之余,父亲的身旁总是围满了人,都瞪大了眼睛听父亲侃侃而谈。所以我作为教授的儿子,一方面他们歧视你,一方面又认为你肯定有文化,写东西也肯定好。我在三年级写的第一篇作文,就成了范文,不仅老师当堂宣读,而且还贴在了教室里。实际上我那篇范文并不是我写的,是我姐姐的一篇作文,我模仿了一遍,当作自己的作文交了上去。于是我一下子就“轰动”整个年级和学校,老师们私下里都纷纷议论,那个右派的孩子就是有天分,学习就是好,写的作文就是不一样。于是老师对你另眼相看,学生们也都把我的作文看了又看,背了又背。说实话,老师对我真的很好,对我也格外关心,我觉得这其实是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就因为我抄了姐姐的作文,老师觉得你作文写得好,并把它作为范文贴在教室里,今天想来,就这么一个偶然的事情,也许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从那一刻起,我突然觉得我必须好好写作,必须写的比任何同学都要好。其实从那以后,让我对作文特别上心,模仿也好,照抄也好,浏览也好,每一次作文我都会付出最大的努力,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的几乎每一篇作文都成了范文,同时这也促使我在学习上更加努力,考初中时我的成绩全县排队第二名。再后来,由于作文写得好,大队和公社成立文艺宣传队时,领导们就有意让我进了宣传队,专门让我写剧本,同时还让我写通讯稿,写快板书,对口词,演唱材料等等。说来可笑,我的文学兴趣其实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
还有,我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会儿写作、写东西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是右派子弟,要想出人头地,比别人强,你就必须拿出真本事来。能写东西,而且写的好,我觉得这就是真本事。有了真本事,我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在93年评职称的时候,参评人员中我的创作年龄最长,我17岁时就获过奖,奖状上还写着“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这是毛主席的一句话,我那时候写的小戏在整个晋南地区汇演时获过奖,我把这些奖状拿出来时评委们非常吃惊,他们说你17岁怎么就获过奖?所以那一次评职称我全票通过。虽然那时我的作品有模仿的痕迹,都是东抄西抄偷来的,但这样的“写作过程”也潜移默化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感情,产生了动力。
【主持】: 让您人生重来一次,您还会选择走文学这条道路吗?
【张平】: 这就很难说了,也许会,也许不会,72年恢复高考时我刚17岁,那时我就想参加高考,只是因为年龄太小,无法参加。73年年龄还是不够,我虚报了一岁,就参加了高考,当时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一个县里只给一个名额,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在县里小有名气,可以说没有什么竞争对手。那年给我们县里的这个名额是山西医学院。如果那年招生我上了大学,那我就去了医学院。如果去了医学院,我想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会成了一个专业作家。说实话,那时候上大学,当医生对我来说比写作更有诱惑力,因为我觉得写作太苦了,风险也太大了,我曾经参加过省里、地区和县里的各种各样的写作培训班、学习班,对我们这些写东西的人要求极严,处处都是禁区。不像现在,写作充分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时候是有限制的,而且有极多的限制。
还有那时也没什么稿费,虽然有一些小名气,但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一旦出了问题,立刻就会成为批斗对象。说真的,那时候的写作就只是当做敲门砖。
【主持】: 那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放弃?
【张平】: 没有,尽管有风险,但写作仍然还是我唯一的出路,在那种环境里,我没有任何办法,也没有任何出路,所有的一切都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造成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如果73年我真的上了医学院,那我就可能终生从医了。我的性格我知道,我一旦选择了什么,就会一心一意地去干什么。
那时候的招生老师也特别看好我,我是54年生的,但我说我是53年生的,年龄够了,条件也具备,本想着没问题了,却没想到当时突然冒出来一个竞争对手,是一个北京下来的插队知识青年,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后来发生的事,让我对那个女孩怀有一种特别深、特别悲酸的感触。那个女孩长的特别漂亮,为了上大学,几乎舍弃了自己的生命,那件事不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那个招生的老师。即使今天想起来也觉得惊心动魄,浮想联翩。当时招生的老师下来,权力很大,升学就靠他一句话。他说谁好就能让谁去。当时那个招生的老师见了那个姑娘,问那个姑娘你会不会游泳,她说会。于是老师就带着她去县里那个大水库里去游泳,到了水库边上的高台上,招生老师一个猛子跳了下去,她也一个猛子跟着跳了下去,事后才知道,她根本就不会游泳,跳下去后差点被淹死。后来被招生老师救了下来,老师问他为什么要说自己会游泳,她说她就是想上大学,只要能让她上大学,她什么都能做。当我听到这件事时,让我非常的难过。同时我也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个女孩子我肯定竞争不过她了。不过我后来也放弃了竞争,我觉得再和这样的女孩子竞争,那就有点不像人了。尽管她文化水平没有我高,数理化知识没有我那么扎实,招生老师最终还是决定招她,老师其实也被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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